“红高粱”在北京“红”了
红高粱在北京走红,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和喜悦。不过我更清楚的是,从此以后,我甭想过一天好日子了,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是如履薄冰。
我认为,红高粱什么时候成为上市公司了,在美国也走红了,走向全球连锁了,那个时候,我才会兴奋一下,自我放松一下。
当时,我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快餐要想真正获得成功,一定要实现产业化,一定要有大资本的进入,一定要有名牌企业。
然而,这里有个悖论:中式快餐没有大资本进入,就不可能有产业化,也就很难有真正成功的快餐企业。可是,没有成功的企业就不可能吸引金融家的大投入。这似乎成了一个怪圈。
如何走出这个怪圈呢?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
我的思路是:先用智慧“借力打力”创出知名度,然后,回填实力,引进资本,再创美誉度。
总之,中式快餐不出奇制胜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
这就是我非要把红高粱种到王府井,而且一定要在麦当劳旁边开店的目的。我实现了这一目的。
在打造红高粱品牌的过程中,北京晚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6年3月2日晚上,北京晚报记者张韶南递给值班总编一篇稿子——《红高粱种到王府井》,并给副总编建议,最好把这个文章登头版。副总编看了这篇文章后说:“我决定把它登到头版头条!”
于是,3月3日,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一下子在北京产生了很大反响。因为当时正值“两会”期间,什么事件能放到北京晚报——一个日发行量83万份的知名报纸的头版头条呢?根据报纸1:4的传播规律来推测,《红高粱种到王府井》这个事件,一下子就有300多万人知道这个信息。
紧接着,就是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栏目——这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电视栏目之一,率先打出了《红高粱叫板麦当劳》的口号。
这个口号的出台也有段故事。
王府井分店开业那天,去了几家北京的新闻媒体。开业当天,我非常紧张,一切仪式全部从简。虽然嘉宾很多,也来了不少知名人士,像王光美同志,世界餐饮协会会长林则普先生等。可我当时几乎没有“出头露面”,由北京红高粱公司的管理人员操办。我实在有些害怕,我非常清楚,我面对的是世界快餐巨无霸——麦当劳。我站在餐厅里,两腿发虚,心跳加快,只想躲到没人的地方松口气。
谁知,记者们大有不见老总不罢休的架势。餐厅经理找到我说,记者们有些“发火”,他们一定要采访一下乔赢总经理。
我只好壮着胆子接受了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的记者采访。
他们非常直截了当,“乔总,你在这里开红高粱中式快餐,目的何在?难道你不害怕全球巨无霸麦当劳吗?你难道要叫板吗?”
记者们的提问,一下子激发了我心中放了几年想说的话:“你说的对,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开中式快餐,就是要向麦当劳叫板,就要证明一下,你行,中式快餐也行的逻辑。”
记者们一听到这话,也都兴奋起来了。这时主持人的眼睛都发亮了:“你敢把刚才的话,对着镜头再说一遍吗?”
“为什么不敢?”我自信地回答。
“好极了!摄像准备!”
问:“你认为红高粱凭什么要叫板麦当劳,你的优势是什么?”
答:“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两个企业放到一起去比。这样比,一个40年,是全球快餐巨无霸;而另一个才刚刚8个月,像个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不可比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会得到新结论:麦当劳是美国200年文化的产物,而红高粱是中国5000年餐饮文化的产物;另外,他的主要定位是少年儿童,而红高粱则有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我坚信:所谓‘叫板’,就是你行我也行!你有小朋友,我有小朋友的父母!”
“北京特快”在3月6日正式播出了这段采访。
于是,红高粱的生意更加火爆了。正如《市场报》头版头条报道的那样:“宽面条挑战巨无霸,开业以来,天天爆棚。”
“河南小子有种!”
1996年2月16日开业后,正值春节期间,开始几天生意并不太好,每天的营业额都在5000元左右,而我们预估日营业额应达万才能保本。那几天帖总监天天着急,甚至还抱怨,说我不听她和王副总的意见,非要进京开店,而且还在王府井麦当劳对面开店,真是“找死”。
王副总甚至宣布:他决不进北京红高粱一步,只管好河南红高粱。帖汉卿还有“大局观念”,既然乔总在北京把店建起来了,不管不行,老太太决定亲自进京分管生产。本来心中就有气,加上生意又不如意,她自然就气上加气了。而且她总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乔总怎么不着急?”
她每每问我怎么办时,我总是自信地告诉她,“甭着急,时机还没到。”她总是还上一句,“你整天时机未到,时机未到,何时才到?”
3月4日,我一大早就召集经理开会,告诉他们,5号以后,会出现“爆棚”现象,无论是服务,还是生产,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订货应按日销售额2元万以上准备。大家一言不发,显然都不相信我的“预言”。
帖汉卿倒是很捧场,开口说话了,“乔总,今天你肯定吃错药了!准备那么多,售不出去怎么办?本来房租高得吓人,你还要再增加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