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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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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会师索权（3）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里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够大批扩大红军部队。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盐等，都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发言很有技巧。他阐述的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例子举的却是张国焘此前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扎根的地区，无形之中击碎了张国焘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立论基础，其不合理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条条都有用意。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猛进，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不要被敌人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解决。”

张国焘不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说：“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因此，我认为我军战略进攻方向是向南，向成都打。红军拿下南面的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他提三个计划。第一个是“川甘康计划”，即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到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第二个是“北进计划”，发展方向不是陕北，而是冲过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希望以外蒙古为靠背，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三个计划为“西进计划”，仍然以取得苏联援助为出发点，行动方向改向河西走廊，争取以新疆为后方。这三个计划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思路：暂时在川康立脚，顺利时向成都方向打，消灭南部敌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顺利则向外蒙或新疆挺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会师索权（4）

“我同意恩来的报告。”毛泽东起身发言：“中国红军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

接着，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先后发言，都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在全部与会者发言完毕之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张闻天首先肯定了两军会合的意义。

“但是，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或者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张闻天话锋一转，“这是因为，第一，这一地区地形不利于我军以大踏步地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第二，此地甚为贫寒，无疑会给红军的给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第三，敌人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张闻天侃侃而谈：“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张国焘听了张闻天的讲话，暗吃一惊。他一直认为张闻天只不过是个书生，肚子里马列主义的东西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不多。想不到，这个谦谦君子思想却很敏锐，善于抓关键问题，讲起话来不躲不闪，态度鲜明。真是看走眼了！

其实，张闻天这一段时间，对一、四方面军合会的形势和任务作过深入的思考，早在张国焘抵达两河口的前二天，他就写下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既是为向部队宣传，也是为两河口会议作准备。今天发言的基本观点都出自这篇文章。

令张国焘不快的还在后面。张闻天说：“如果我们害怕战争，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就会变成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