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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丝毫的抖动，他的目光平静，甚至是明亮的。走进法庭以后，目光在法官和陪审人员扫过，然后让他的目光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安德烈的旁边坐着他的律师，因为安德烈自己并未请律师，他的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毋须为此请律师。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要比被告激动一百倍。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那份起诉书占用了很长时间，在那个时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安德烈的身上，安德烈以斯巴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漠视着众人的注意。维尔福的话比任何时候都简洁雄辩。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经历，他的变化，从童年起他所犯的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竭尽心力才写出来的。单凭这一份起诉书不用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代托已经完蛋了。安德烈听着维尔福起诉书中接连提出来的罪名。维尔福先生不时地看他一眼，无疑他在向犯人实施他惯用的心理攻势，但他虽然不时地逼视那被告，却始终都没能使他低头，起诉书终于读完了。

“被告，”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安德烈站起来。“原谅我，审判长阁下，”他用清晰的声音说，“我看您是采用了普通的审判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我要求——而且不久就可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开一个例外。我恳求您允许我在回答的时候遵从一种不同的程序，愿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审判长惊奇地看了看陪审官，陪审官则去看检察官。整个法庭因为惊奇而鸦雀无声，但安德烈依旧不动声色。

“你的年龄？”审判长说，“这个问题你肯回答吗？”

“这个问题象其他的问题一样，愿意回答，审判长阁下，但却要到适当的时候才答复。”

“你的年龄？”审判长重复那个问题。

“我二十一岁，说得确切一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忙于记录，听到这个日期，抬起头来。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审判长继续问。

“在巴黎附近的阿都尔。”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望着贝尼代托，象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上变得毫无血色。贝尼代托，则用上好的白葛布手帕潇洒地抹一抹他的嘴唇。

“你的职业？”

“最初我制造假币，”安德烈平静地答道，“然后又偷东西，最近我杀了人。”

法庭里爆发出愤怒的骚动声。法官们也呆住了，陪审员现出厌恶的表情，想不到一个体面人物竟会如此厚颜无耻。维尔福先生用手按住额头，他的额头最初发白，然后转红，以至于最后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起来，神情恍惚地四周环顾，他想透一透气。

“你丢什么东西了吗，检察官阁下？”贝尼代托带着他和蔼可亲的微笑问。维尔福先生并不回答，跌倒在椅子里。

“现在，被告，你肯讲出你的姓名了吗？”审判长说。“你历数自己的罪名时那种残酷神态，你认罪时的那种骄傲，——不论从法律上讲或从道义上讲，法院方面都将对你进行严厉惩罚，这大概就是你延迟宣布你的姓名的原因吧，你是想把你的姓名作为你引以为自豪的高潮。”

“真妙，审判长阁下，我的心思您全看透了，贝尼代托用尽量柔和的声音和最礼貌的态度说。”这的确就是我要求您把审问程序改变一下的原因。“

人们的惊愕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被告的态度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情绪激动的人们预感到必然会从黑暗深处爆发雷声。

“嗯！”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我无法把我的姓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但我知道我父亲的姓名，我可以把那个姓告诉您。”

一阵痛苦的晕眩使维尔福看不见东西。大滴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他颤抖的手抓住稿纸，“那么，说出你父亲的名字来。”审判长说。

偌大的法庭里鸦鹊无声，每一个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安德烈平静地回答。

“检察官？”审判长说，他楞住了，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先生脸上惊慌的神情，“检察官？”

“是的，假如你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维尔福。”

人们的激动情绪被抑制了这么久，现在象雷鸣似地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爆发出来了，法官无意去制止众人的骚动。人们对面无表情的贝尼代托喊叫、辱骂、讥诮、舞臂挥拳，法警跑来跑去，——这是每一次骚动时必有的现象，这一切继续了五分钟，法官和宪警才使法庭恢复了肃静。在这阵骚乱中，只听到那审判长喊道：“被告，你要戏弄法庭吗？你要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独创一帜，胆敢在你的同胞面前创立一个藐视法庭的先例？”

有几个人围住那几乎已瘫倒在椅子里的维尔福先生，劝慰他，鼓励他，对他表示关切和同情。法庭里的一切又井然有序，只有一个地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骚动。据说有一位太太昏了过去，他们给她闻了嗅盐，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在骚动期间，安德烈始终微笑着看大家，然后，他一只手扶着被告席的橡木栏杆，做出个优美的姿势，说：“诸位，上帝是不允许我侮辱法庭并在这可敬的法庭上造成徒然的骚乱的。他们问我的年龄，我说了。他们问我的出生地，我答复了。他们问我的姓名，我讲不出来，因为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讲不出我自己的姓名，因为我根本没有姓名，我却知道我父亲的姓名。现在，我再说一遍，我父亲是维尔福先生，我很愿意来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

那个年轻人的态度有让人无法质疑的东西，一种信心和一种真挚骚动平静下来了。立刻，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检察官，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坐着，象是一具刚遭雷劈的尸体。

“诸位！”安德烈说，他以他的声音和态度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我对于刚才所说的话，应该向你们出示证据并解释清楚。

“但是，”审判长恼怒地说，“在预审的时候，你自称是贝尼代托，说你自己是一个孤儿，并声称你的原藉是科西嘉。”

“那是我随便说说的，目的是为了使我有机会发布刚才那个事实，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有人阻止我。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在阿都尔降生的，我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们详细的情节。我降生的地点是芳丹街二十八号，在一个挂着红色窗帷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抱起我，对我的母亲说我是已经死了，把我包在一块绣有一个‘H’字和一个‘N’字样的襁褓里，抱我到后花园，在那儿活埋了我。”

法庭里的人不禁都打起寒颤，他们看见那犯人的越说越自信，而维尔福先生却越来越惊惶。

“但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审判长问。

“让我来告诉您，审判长阁下。有一个人曾发誓要向我的父亲报仇，他早就在寻找杀死他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偷偷地爬进我父亲埋我的那个花园。躲在树丛后面，他看见我的父亲把一样东西埋在地里，就在这个时候上去刺了他一刀，然后他以为里面藏着宝贝。所以他开地面，却发觉我还活着。那个人把我抱到育婴堂里，在那儿，我被编为五十七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嫂从洛格里亚诺赶到巴黎来，声称我是她的儿了，把我带走了。所以，我虽然生在巴黎，却是在科西嘉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