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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居正虽知锁南坚错非阐化王,但是对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他所注意的,只是锁南坚错底政治作用。他和侯东莱说:虏王乞番僧追贡事,已属本兵议处。渠既系乌思藏一种,自难却谢,但止可照西番阐化诸王例,若欲如北虏贡马,则不可许也。顺义前在宣大,亦曾馈孤以马匹、弓、矢,彼时止托督、抚诸公,以书谢之,量与回答;盖孤职在密迩,义不得与外夷相通。今承寄渠书,亦如宣大例,烦公为孤作一书答之,中间略说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場,享寿考太平之福,不宜听后生妄为,自生烦恼。所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止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贡,若欲如虏王诸部落贡马等项,则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后,西边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种,稍觉参差,以是渠宜早回,约束诸部,坚守约束,以终前功,亦不辜区区数年怀柔抚绥之意也。渠每年赏赐段匹等物,内库俱一一送与孤看过,然后发行,渠安得知之,书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处蟒衣二匹,纻丝二匹,茶百斤,米面下程一分,以犒劳之,见渠书已到也。(书牍十《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这还是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屡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贡事,诚制驭虏酋之一机。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赐诸物,皆命内库送不谷阅过乃发,圣德柔远之仁,可谓并包无外矣。阐化求封一节,礼部谓彼中见有阐化王,嘉、隆间皆曾入贡,与复封之说相左,恐有诈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顺义一人至藏中一查之,当得其要领也。其所遗不谷者,虽不可峻拒,宜奏知圣主而后受之,托掖川公量为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传喻顺义,促之早归。建寺一节,似亦可从,俟宣大军门有疏,即为请行。此酋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若将宾兔一枝,携之来归,尤妙,不知彼肯从否?(书牍十一《答贵州巡抚何莱山》按莱山即起鸣,后调山东巡抚。在贵州时无从预闻俺答事,疑标题有误。)

答藏僧锁南坚错遍金纻丝二端、银纻丝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细布等物,或再欲从厚,则加一数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费,烦即于抚赏银内处给,可入查盘也。仍乞代为传示,谢其远意。通贡一节,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师之号,后若化虏有功,次第加进,决不吝借。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其顺义先已传谕,今不审当再谕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遗以食物,亦即抚赏内处给亦可。(同卷《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明史·鞑靼传》称宾兔为俺答之子:“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日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日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渐驯。”俺答诸子,自黄台吉以下,凡有数人:在西边的只有宾兔、丙兔。居正底计划,要俺答把宾兔带到宣大塞外,甘肃便可得到暂时的安宁。总之,对付锁南坚错,无论何如,居正底目光,始终落在鞑靼身上。七年他又说起:藏僧通贡授官给赏事,前启已悉,僧衣图书等项,俱付差人费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从此能卷锐以俟再举,策之上也。乃逞忿报复,以致部众离心,势穷力蹙,必致一败涂地而后已,此天将亡虏之征也。请和西番,断不可许。回巢建寺一节,亦只可量助物料,工完,赐以名额。岂有堂堂天朝特为建寺而劝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挟中国以为重,而示威于瓦刺,不可从也。自今劝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丧败,势不得归,然亦必归。今在西海,不免为贵镇扰,公且耐烦处之。抚赏费用,已属本兵议处,谅彼亦自不能久也。(同卷《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万历七年二月,神宗发疹。慈圣太后看着病势严重,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认为做些功德,可以“保祐”皇上早日痊愈,本来是一件可笑的事。居正随即疏称“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圣躬违豫,惟告谢郊庙、社稷,斯名正言顺,神人胥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哉?”(原疏不见《张文忠公全集》,略见《明史纪事本未》卷六十一。)经过这一度驳回以后,戒坛只有停止。三月初,神宗病体大愈,礼部奉旨择于初九日请皇上视朝。初八日,文书官到内阁,对居正口传圣旨:联明日早朝,切欲与先生一见,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参之列。明日未朝之时,先于平台召见,说与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华殿伺候。神宗召见,居正叩头称贺道:“恭惟圣躬康豫,福寿无疆,臣犬马微衷,不胜欣庆。”

神宗说:“朕久未视朝,国家事多,劳先生费心。”

“臣久不睹圣颜,朝夕仰念,今蒙特赐召见,下情无任欢忻,但圣体虽安,还宜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当尽忠干理,皇上免劳挂怀。”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一面吩咐赐银五十两、彩币六表里、烧割一分、酒饭一桌。

居正俯服在下面叩头。

神宗又说:“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居正奉命,在晨光嘉微的中间,向前挪了几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这才抬头仰看,见得神宗气色甚好,声调也很清亮,心里不由地感觉快乐。

“朕日进膳四次,每次俱两碗,但不用荤,”神宗告诉他。

“病后加餐,诚为可喜,但元气初复,亦宜节调,过多恐伤脾胃,”居正说。这位老臣底态度越发严肃了,他郑重地说,“然不但饮食宜节,臣前奏‘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尤望圣明加慎。”

“今圣母朝夕视朕起居,未尝暂离,”神宗说,“三宫俱未宣召。先生忠爱,朕悉知。”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经筵,其日讲且待五月初旬行。”居正叩头以后,退出。(奏疏八《召见纪事》。对话用原文。)

神宗和居正的关系,真是密切。居正是皇上底臣仆,同时也是皇上底监护人。平时对于年轻的朋友和晚辈所不便说的话,居正都说了。“先生忠爱,朕悉知,”这七个字出口的时候,神宗也是十分地感动。君臣间这样深切的情感,谁会想到还有变动的一日!

万历七年,宫中的用度,又开始增加。本来宫中金花银,按年由户部送进一百万两,自六年起,已经增为一百二十万了,七年以后,神宗又开始需索。居正看到户部尚书张学颜感觉困难,便毅然地把责任负起,疏称:臣等看得国家财赋正供之数,总计一岁输之太仓银库者,不过四百三十余万两,而细至吏承纳班,僧道度牒等项,毫厘丝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贮蓄,可为寒心。自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核实考成,有司催征以待,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治不贷;加以北虏款贡,边费省减,又适有天幸,岁比丰登,故得仓库积贮,稍有赢余,然闾阎之间,已不胜其诛求之扰矣。臣等方欲俟国用少裕,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是比旧少进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是比旧多用四十万余矣。问之该部云,“因各处奏留蠲免数多,及节年追赃人犯,财产已尽,无可完纳,故入数顿少,又两次奉旨取用,及凑补金花拖欠银两,计三十余万,皆额外之需,故出数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岁终计国用,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积者日渐销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場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比时欲取之于官,则仓廪所在皆虚,无可措处;欲取之于民,则百姓膏血已竭,难以复支:而民穷势蹙,计乃无聊,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讳者,此臣等所深优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将该部所进揭帖,置之座隅,时赐省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以渐复祖宗之旧,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鄙谚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伏惟圣明留意。(奏疏八《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万历六年还朝以后,居正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有相当的把握。北边的敌人分散了,俺答只是一个降王,替明朝约束鞑靼的部落。东北边也许还有一点问题,但是仗着李成梁底朝气,和辽东十几万大军,一切都有办法。整个的内政,已上轨道,只待清丈完毕,把人民底负担,重新调整。内外的困难已经没有,但是居正底困难,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强。问题只在神宗身上。

做父母的常说:“小的子女好养,大的子女难教。”为什么?小的时候,子女底个性还没有发展,原谈不上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们听从父母底指挥,驯伏得和羔羊一样,引起父母的怜爱。等到大了以后,他们底个性发展了,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在生活上,也许需要父母底维持,但是他们尽有独力生存的能力,为了这一点维持的力量,当然不愿接受太大的委屈。于是家庭之内,父母底意志和子女底意志并存,有时从并存进到对立,甚至从对立进到斗争。假如一家之中,父母底意志不一致,子女又不只一人,小小的家庭,无形中会成为多角形的战场。

不过亲子之间,究竟有亲子之间的天性,而且经过几千百年以来的礼教,子女或多或少地总觉得在父母面前有屈服的必要。尽管家庭之中,有不断的斗争,但是亲子之间,不一定会决裂,这是一个理由。

但是居正和神宗的关系,究竟不是亲子的关系。在十岁的时候,小小的神宗,对于居正,只看到一位长须玉立的大臣,这是自己底监护人和老师。神宗觉得他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但是在大半的时候,居然觉得他可爱。天热了,看见老师在讲书的时候,汗流满面,神宗吩咐太监们替他掌扇;天冷了,看见老师立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神宗便吩咐太监们拿毡片把方砖遮上,免得老师受寒。有一次,居正在上直的时候,忽然发寒热,神宗赶忙自己凋好椒汤,送给老师。神宗是一个好孩子,待老师真是非常殷勤。

然而现在他已经十七岁了,在早熟的环境里,他已经娶了亲,而且不久以后,他便要做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他有他底意志,这个意志,必然地有和居正底意志斗争的一日。关于这一点,姑且不论,而且因为居正垂死的时候,神宗底意志,还没有达到十分坚强的程度,他们两人,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阶段,所以也可置之不论。但是在神宗发现自己以后,他底意志已经存在,不久以后,逐渐形成和居正对立的地位。这个神宗没有觉到,居正没有觉到,但是两个意志底形成对立,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这是无可讳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诞,但是这一枝中断,皇位落在世宗手里。世宗还是偏执,高傲;中年以后,有些颓废,不过颓废的中间,常时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亲底模范,更加颓废,不过他还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经过几世几年的熏陶,小农底气息养成了。慈圣皇太后把这一股气息带进北京皇宫里面,再把这成斛成石的观念,灌输到神宗底血液里。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以后传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经过几度的冲淡,已经不十分显著,但是国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底昏愦,思宗底操切,明朝底覆亡,成为必然的形势,而一切的祸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时期,已经种下。神宗中年以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酒、色、财、气四箴,曾说: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馨。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财箴)

御史马经纶也曾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货成癖”。万历三十年的时候,神宗病重,看看死日已近,这才下诏把自己发明的那些剥削人民,无补国用的商税、矿税,一概取消,召首辅沈一贯入宫,亲自把手诏交付他。一贯出宫以后,大臣们一面悲痛皇上底病危,一面也不免庆幸民生底复苏。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还是舍不得这一大注民财,再派太监们到内阁追还圣旨。大学士方在设法挣扎,太监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连来二十位,拼命坐索。神宗派司礼太监田义去,田义不肯,神宗从床上爬起来,拿刀子戳上去。内阁里这二十位太监,磕头恳求,额角都磕破了,血流满面,沈一贯无法,只有把圣旨缴进,一切矿税、商税照旧征收,银两不断地向宫中流进,才能满足这位小农底外孙。

在万历七年的时候,这粒嗜利的种子,虽然没有成长,但已经在那里萌芽。金花银增加了,这是一笔收入。其余的需索,经过张居正、张学颜底谏阻,受到一些挫折。不要紧,神宗底心灵,想到办法了。他吩咐文书官姚秀到内阁传谕拟旨,着户部铸钱,供给内库使用。谁能禁止皇帝使钱呢?明朝的货币制度,本是一言难尽的事。大体讲来,银两是当时的本位硬币,铜钱是辅币,钞是纸币。从洪武以来,新钞不断地增发,纸币和硬币久已脱离联系,成为不换纸币,只有在颁赏的时候,数量激增,成为意外的壮观。铜钱和银两,虽然多少有些本位币和辅币底关系,但是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率,钱少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提高,钱多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降低。所以实际上钱和银两的关系,不是辅币和本位币的关系。洪武年间,每钱千文换银一两;到了嘉靖年间,钱太多了,且私铸盛行,形式薄劣,落到六、七千文换银一两。在钱法既坏已后,于是通令对于钱的行使,分出等级来;嘉靖钱七百文换银一两,洪武以来诸朝的钱千文换银一两,古钱三千文换银一两,一切滥恶小钱禁止行使。法律虽然有了明文的规定,市场上还是无从整顿。钱法混乱,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偏偏神宗传旨铸钱行使,他看到化费工部底工本,而增加内库底储藏,真是一件便宜的事。但是他却没有晓得通货的滥发,只能增加市场的混乱。四月十九日居正上疏道;臣等查得万历四年二月,奉圣旨:“万历通宝制钱,著铸二万锭,与嘉靖、隆庆等钱相兼行使,户、工二部知道。钦此。”本月又该工部题铸造事宜,节奉圣旨:“钱式照嘉靖通宝,铸金背一万四千锭,火漆六千锭,著以一千万文进库使用。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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