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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十）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部队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猛烈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分裂状态下的后晋政府。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激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上世纪（十）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贯、串），缗是最高的计算单位。本世纪（十一）两个条约所载，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高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高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十二）—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　　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　　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　　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