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榷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常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抄…“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