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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潮。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常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耿金章宣布“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樱“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犬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