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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嘲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第八章　“上海人民公社”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

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龋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