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劝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嘲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