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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

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盛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盛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盛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盛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盛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