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一家临江的小饭店前傍街停下,从吉普车上走下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军人。那位军人迈着健步走到饭店门口,满脸笑容地用标准的桂林话跟正在门口炒菜的店主问道:“老板,这里是什么地方!”
“界首!”正顾着炒菜的店主连眼皮也未抬。
那位军人闻声浑身一颤,笑容顿敛,浓眉渐渐地攒到了一起,神色凝重地望着店前雨夜中的江水。
“这就是湘江?这就是湘江!”那位军人嘴里喃喃自语着,移动着仿佛灌了铅般的双腿,缓缓走近江边。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
十五年了,十五年了,我们终于回来了。
这位军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的副司令员李天佑将军!
李天佑将军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奉命赶回解放广西前线的。
据一九九九年采访李天佑将军的遗孀杜启远老人时回忆:他去了(界首湘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神色很沉重。他就说在那里打了一仗,打的那一仗太残忍了,他说他的几个主要的干部都牺牲了,挂重花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在那里(界首)吃饭,他就没吃好饭。所以那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他说这一段我一定要写一写,就选了写了这样一段。
李天佑在《红旗飘飘》一书中写道:“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风趣地说:‘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了。’
是的,经过长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带到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黄昏,距永安关南面不足一公里的雷口关。
寒风裹着冷雨在山野间纵横,远处的山岭、村庄、田野笼着一层陈旧的薄纱,朦朦胧胧的,只露出依稀的黛色轮廓。
寒风冷雨中,一支衣衫褴褛、满身泥渍血渍的队伍,正沿着雷口关崎岖坎坷的山道艰难地行进着。
雷口关是都庞岭山脉山脊上的另一道关隘。与永安关不同,雷口关的地势是一条宽阔的黄土路,没有石板路,也没有陡峭的隘口,两山之间是一片平坦的耕地。
雷口关关隘口较狭窄的嶙峋山石上,站着一位二十来岁年轻的红军指挥员。
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身材中等,头戴八角帽,身穿一套补丁重叠的旧军装,黝黑的脸庞上、浓眉下,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
此刻,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双唇紧抿,炯炯有神的大眼眺望着东北面约一公里外的永安关,正陷入往事的遐想中……
铁流涌进 七(2)
三年前,也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一月七日,当时年刚十七岁的他率领特务连作为红七军的前锋,在湘桂边境的另一个重要关隘——永安关击溃了扼守关口一个排的湘军和民团,从永安关突入湖南。
从此,他随部队告别故土,撤离广西,转战湘、粤、赣,最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年后已担任师长的他又带着队伍重入广西,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
同样是寒风冷雨的冬季,同样是湘桂边境的关隘,然而出关与入关的心情却截然相反。
三年前的出关,是走向向往的红色革命圣地——江西瑞金,满怀着希望与信仰;
三年后的入关,却是走向伏兵重重、危机四伏的湘江,心中一片迷惘与困惑。
三年前,他还是一位刚脱稚气、浑身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
三年后,他已是一位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红军高级将领。
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就是红三军团主力师——红五师师长李天佑。
李天佑的红五师是担任中央红军前卫的红三军团的开路先锋,从江西到广西,李天佑一路劈关斩将,直奔广西而来。
雨幕下的李天佑望望匆匆行进中的队伍,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他知道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指战员都是广西人,都是一九二九年百色起义时红七军的老班底,此番重回广西,心情与他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