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字,有点像格式塔或者世纪病,它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英语里面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与心满意足还不完全一样。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惭愧,我也犯过这种错。我是说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迅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不得不撤回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无论是真的无辜,还是有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操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语,葆拉,我让你失望了?”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才开口。“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醒悟。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吗?这么说还没有人先公布?”
他点点头。“我想是的。”
“莱昂纳多,最后一个问题,”她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实验,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人都不见?为什么不让你那位斯塔福做这项实验呢?第一次实验不是他做的吗?他不是你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
分道扬镳
还记得克劳斯,杰里说的那个在哈佛研究癌症的人吗?那个连康托都想要给他留下印象的人?杰里说克劳斯给他提供了一份博士后工作,从下个月开始。他决定接受了。这样他就可以与克劳斯的网络“接通”,方便以后找工作。
康托独自完成了检验他肿瘤形成理论的实验。最终,这第二个实验得出的结果与他所希望的完全一样:有问题的蛋白质结构上的变化真实完好地反映在蛋白质的模板——核糖核酸——的成份变化上。他维护了他先前的乐观看法:先是一种完好的理论,现在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实验。
这一次他没有急着在《自然》杂志发表。康托控制住内心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冷静和谨慎。他打电话给克劳斯:现在哈佛的研究人员不必再做康托…斯塔福实验了,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实验,这个实验做起来要简单得多。
第37节 实验很完美
“库尔特,请等一下,等到你们看见资料再说:实验很完美。与我所预期的不同,事实证明观察核糖核酸(RNA)要比蛋白质容易。我暂时不准备写出来。我想至少要等到你们实验室的人有时间看的时候再写。我会用联邦快递把我实验笔记的复印件寄给你。你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康托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迫使克劳斯把注意力从斯塔福的实验上转移,集中到自己的实验上来。克劳斯别无他法,只能同意成为康托科学研究真实性的无可非议的见证人。
康托胸有成竹,认为自己最新的实验肯定会在哈佛得到证实。这样,他就没有理由迟迟不宣布他的成功,让这个消息通过传言不胫而走。这是另外一种从时间上明确优先权的方法。他在系里召集了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宣称他要演讲。不过,他没有列出标题。只有超级明星才能够利用这种策略。当通知上写着“论题待公布”时,研讨会很少会有听者寥寥的风险。
以康托的情况来说,即使不考虑无标题演讲的神秘性,谣言也已经漫天飞:他实际上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几个星期。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导致研讨会人满为患。斯塔福故意在最后一刻才到演讲大厅去时,教学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他坐在最后一排,确信自己将在大庭广众之下经历一场磨难。他用眼睛扫视躁动不安的人群,计算着熟人的数目,自嘲地对自己说:或许,只是蒙羞而已。然而,康托的演讲开始后不久,斯塔福意识到: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听众面前,他连一个小角色也轮不着。康托描述了他对于肿瘤形成理论的第二次实验测试论证,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克劳斯不能验证斯塔福的实验这一情况。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会场的气氛热烈而兴奋。没有人注意到斯塔福悄悄地溜出了教学大厅。他径直前往教授的办公室。
斯塔福在秘书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声音很沉静地说:“斯蒂芬妮,你简直难以想像艾西刚才的报告有多精彩。我在这里等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他讲课怎么想的。”
斯塔福等了很长时间,他并不在意。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习他的小演说。
他正在默默地斟酌究竟采用哪种风格:是超然地,还是热情奔放地表示祝贺。这时,康托出现了。年轻人跳起来。“教授,”他认为这种情况下称“艾西”不太合适,而“康托教授”又过于正式。“我想占用你几分钟时间。”
康托瞥了他的学生一眼,然后示意他到办公室里去。门一关上,斯塔福立即就换到了高速档,急急忙忙说:“艾西,你肯定在讲台下面被大家包围了。我只想告诉你这是我听过的、你讲得最精彩的报告。这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你,我一直很担心,现在我放心了。”
那位长者的表情没有变化:“你真应该如此。”
斯塔福的脸忽地涨得通红。
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攀登珠穆朗玛峰是很明智的事情;几乎没有人两次在山顶拍照。然而,康托这次在巅峰的阳光下逗留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暂得多。哈佛那位送信人库尔特…克劳斯再次送来一条信息。他通知他的朋友,第二次实验的验证正在进行,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障碍。康托顿时感到欢欣鼓舞:潜在的毁灭性的险情即将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