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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一百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本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

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正在交易的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两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大案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室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罪魁、赔修陵寝,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七十余人乘车赶赴东陵。

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厚厚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头骨五个,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重新安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为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阎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再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

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明争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一百零八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两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很强,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一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打仗,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头目,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就投日叛国了。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坟被刨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犯下盗掘东陵、劫掠横财之罪行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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