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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他在会议上宣布说：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11日，邓小平作国内形势的报告。

在邓小平作报告时，刘少奇插话说：

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

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的第一稿后，找参加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话。

刘少奇劈头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地说就是：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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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2）

刘少奇嘱咐说：你们这些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错了政治局负责。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