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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应之下，侵入浙东的台州，南奇黄严，北掠定海。守土有责的地方官，除了飞章告急以外，束手无策。

为了用兵而设的“浙江巡视”这个职司，自朱纨死后，原已裁撤，此时因为倭患日亟，朝廷决定恢复设置；并将新任山东巡抚王忬调到浙江。他的全衔是：“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福、兴、漳、泉地方”；这就是说，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亦归王忬管辖。

王忬字民应，江苏太仓人，两榜进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当时北方的大患，是来自河套的俺答——鞑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长，拥有十几万骑兵，屡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带，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师，震动九重。正当顺天巡按御史的王忬，防守通州，调度有方，深得皇帝的赏识，这一次将他由山东调到浙江，无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担当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负期望。京书一到，当日动身，轻车简从地到了杭州，毫无动静，只是观察。他发现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发觉自己的职权还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将士。要将浙江人振作起来，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得到的，他认为自己第一件该做的事，是请求皇帝扩大授权。

于是，王忬亲笔起草，专差呈递一道奏章，建议四点：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权，该杀该赏，一己可以专决；第二、勾结倭寇，作为内应，定罪宜严；第三、官兵作战，必有损失，胜固应赏，即使打了败仗，定罪宜宽；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盗，是应该剿灭还是应该招抚，临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对这四个要求，完全批准，同时降旨，将朱纨任内所贬的职称恢复——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视，而是浙江巡抚了。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选将。王忬就地取材，重用四员大将，第一个是福建晋江籍的俞大猷。此人学书学剑，深通兵法，是大将之才。

第二个叫汤克宽，邳州卫人，是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汤庆，做过防守长江的江防总兵官。汤克宽骁勇善战，原已做到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窜各地，汤克宽作战失利，被参革职。王忬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保他为浙西参将。

第三个就是卢镗，赦免前罪，官复原职。第四个名叫尹凤，是南京人，参加武科考试，乡试与会试都是第一，也就是武解元与武会元，因而由世袭的指挥同知擢升为都指挥金事，驻军福建。不幸牵涉在一件贪污案子中，被捕下狱，朱纨查察案情，尹凤的过失并不严重，便为他出奏乞恩，得以释故复职，仍旧派到福建沿海，统领闽军“备倭”。

有将无兵，还是无济于事。王忬认为浙西民风文弱，不能练成劲卒，决定招募温州、台州沿海之地的剽悍壮丁，分隶四员大将之下，遍驻浙闽沿海各要地。同时宽筹粮饷，申明军纪；恩威并用，士气大振，浙江的民心，亦就此安定下来了。

此外，王忬又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看形势险易，分别缓急，将浙江、福建沿海没有城池的县分，发动民工，建筑新城。一道是严禁通倭，倘或违令而获有证据的，必遭家奇人亡之祸——这是朱纨所施行过的手段；王忬如法炮制而安然无恙，就因为他有皇帝的支持，所以朝中的“衣冠之盗”，无奈其何。

这样半年的功夫，部署已定，而汪直所勾结的倭寇，亦已到达浙东海面。王忬得到谍报，决定采取主动，制敌机先。于是派俞大猷率领精兵先发；汤克宽用大船运重兵后继；尹凤在福建海面拦截；卢镗一军作后备，相机支援。

三十二年三月里的一个月夜，官军发动突袭，攻奇汪直设在普陀的巢穴；倭寇仓皇觅船逃走，官军奋勇追杀，斩首１５０余级，生擒１４０多人，溺死在海中的不知其数。那知到了后半夜，忽然台风大作，官军呼应不灵，乱了阵脚，汪直趁机逃走；船到福建外海，尹凤已经勒兵以待，大大地打了一个胜仗。

于是，这一年之中，倭寇与海盗便在东南各地流窜了。汪直余党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之间，狼奔豕突；汤克宽忽而海上，忽而陆地，跟在后面，穷追猛打。最后，汪直移舟北犯松江、苏州；那两府是富饶之区，汪直大大地掳掠了一番捆载下船，直奔日本的五岛列岛。

另一股是由一名既凶且狡的海盗头目萧显领头，其中有４００多名倭寇，由浙江的海盐，循海岸直脾气东，在南汇、川沙两县大肆屠杀。王忬命卢镗间道兼程猛攻，终于阵斩了萧显。余党回窜浙江，为俞大猷一道一道的伏兵所截击，几乎全数消灭。

到了１０月里，新来一批倭寇攻江苏太仓。太仓的城池坚固，无法攻奇，转而骚扰邻县，其中有一股３００多人，流窜到浙江平湖，那里港汉纵横，地形复杂，追剿非常不便；已经升任总兵的汤克宽只能采取以静制胜的策略，以致相持数月，徒劳无功。到了下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的春天，战局终于起了突变。

直接的原因是，这年的春天，气候失常，春行夏令，发生瘟疫，官军营中，不断有尸首抬出来。人人自危，士气低落，于是倭寇得以突围，分两路流窜。

一路是在苏州、松江两府各地，杀人放火，掳掠财货；一路是夺民船入海，复回长江，在南海、如皋、海门等州县，大肆荼毒，且有少数在山东海口登陆的。

山东往北，便近京畿，朝廷大为恐慌。因而有人建议，应该扩大军事编制，设置总督；同时加紧征调狼土兵，增援浙江。

皇帝接纳了这个建议，指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所谓南畿是指南京附近的地区；这也就是说，张经管辖的地方，包括浙江、福建两省及长江以南的膏腴之地，苏州、松江、太仓等地在内。

张经是福州人，曾经总督两广，恩威为狼土兵所信服，所以派他担当此一艰巨的任务。敕令中指出：张经“节制天下之半，便宜从事，得开府置幕，自辟参佐”。俨然是唐朝割据一方的藩镇了。

与此同时，王忬的职务亦有变动。原来前一年的１０月，正当倭寇攻太仓时，北方的局势亦突然吃紧——俺答派兵２０万，进攻古北口；蓟辽总督杨博亲自督率将士，日夜巡城，多方坚守，俺答见形势不利，悄然退去。而在下一年春天，有卷土重来的模样，此时杨博已经升为兵部尚书，皇帝决定调王忬巡抚大同，而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接替王忬的遗缺。

设总督，换巡抚，而“代天巡方”，职权可大可小的浙江巡按御史亦换了人，新任巡按是汪直的同乡，籍隶安徽绩溪的胡宗宪。浙江的局面，完全变过了。

第八章

从初夏至深秋，浙江、江苏仍旧大受倭寇的威胁。官军东追西赶，互有胜负。到了８月里，官军添了一支生力军——两员参将李逢时、许国，由山东招募了６０００“民枪手”回浙江，在嘉定附近，与倭寇遭遇，李逢时挥兵进击，打了一个胜仗。

李逢时采取行动之先，并没有跟许国商议。许国既妒且恨，急于分功，因而亦单独行动，领兵突袭，也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乘胜追击，却中了倭寇的埋伏，山东的“民枪手”，对地形还不如倭寇熟悉，一战而溃，逃生无路，牺牲了上千人之多。

结果，许国中伏大败。不但损失了一两千人，而且也伤害了张经的威望，浙江由士绅到细民，都觉得他不如王忬。张经当然亦有他的看法。倭寇及海盗善于流窜，官军则有重重命令束缚；处处防区限制，纵使闻命即行，毫无延误，已落在敌人后面。到头来疲于奔命，虽强亦弱；这是很不聪明的办法。

因此，他与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人计议，决定了以静制动，逐步收束，诸道并进，包围聚歼的方略。当然，执行这个方略，需要大量的劲卒，因而上奏，请求加派狼土兵，克期报到，听候调遣。

奏疏到京，先到通政司，这个衙门消息最灵通，因为总司天下章奏出纳，各省军务吏事，凡须诗旨裁决的，通政司的官员，必须最先得知。

有个管摘录案由的小吏，是工部侍郎赵文华的耳目，每天都要见他一面，报告各省大小事故。赵文华听说张经有此一奏，突生灵感，认为自己打开困境的机会到了。

原来赵文华最近遭遇了一件拂逆之事，差一点为严嵩所逐——他是浙江慈溪人，而年轻时却在京师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长官名为“祭酒”，当时的祭酒，正是严嵩，很赏识赵文华的才干。因此，结下了日后狼狈为奸的因由。

嘉靖八年，赵文华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干到第五年上逢到考绩的年分，京官的考绩，名为“京察”，６年一次，逢巳与亥的年分举行。赵文华所得的考语是“浮躁”，降官山东东坡州同知。做了五六年，很搜括了一些银子，宦囊既丰，派人上京活动。平时严嵩已经入阁拜相，正要帮手，而且又受了一笔重礼，便将赵调为京官，赵文华亦刻意奉承严嵩、严世蕃父子，拜在严嵩的欧阳夫人膝下，列为义子。

由于严嵩的大力提拔，赵文华很快地当到了通政使，成为严嵩的耳目，内外臣工有弹劾严嵩的章奏，他总是一面搁压，一面通知严嵩，须作弥缝之计。为此，严嵩亦很宠爱这个干儿子，保荐他升任工部侍郎。

到了这一步，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