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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斯科尔兹内的士兵们乘缆车逃走，仅有10人受伤，且是在滑翔机坠地时受伤的。）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晚上我从不穿东西的”，他说，“我也劝你什么也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他下流地笑了：“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

午夜的钟声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铁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每次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完成了军事上的一个创举。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说，“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短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9月14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还在小心谨慎地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但是，墨索里尼只想隐于罗马尼亚。他自己内心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业已终结。他的唯一前途是当希特勒的人质。但希特勒却带讥讽和怨恨作答。“多年来，我一直在向我的将领们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德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对意大利之君主，我历来是不予信任的。然而，在您的坚持下，我并未做任何会妨碍您之有利于您的国王的工作的事情。不过，我得向您承认，在这方面您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是向来不明白的。”

在说了这番恐吓话后，他又立即作出承诺——更是个凶兆——尽管巴多格里奥曾出卖他，他要善待意大利——如果他愿意在新共和国里重任旧职的话。“战争一定得打赢。待战争胜利后，意大利的权力一定要恢复。最根本的条件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再生，卖国贼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希特勒便会被迫将意大利当作敌人对待。德国将占领意大利并进行统治。

墨索里尼软了。如果不让希特勒自行其事，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7月25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承认我受了骗”，他对左右说，“墨索里尼原来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他的客人短暂逗留期间，希特勒说过，他要与俄国作一了结。这本来是说给墨索里尼听的，但刚好在场的里宾特洛甫却信以为真，立即向他请示。希特勒将他吱唔了过去。一到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希特勒又禁止外长采取任何行动。他肯定注意到了里宾特洛甫之怏怏不快的心情，因为后来他竟前往其住处拜访他。“你知道吗，里宾特洛甫”，他说，“倘使我今日与俄国作了了结，明日又会跟他打起来——这我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向来就是个一厢情愿地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希特勒可能会软下心来。9月20日深夜，他打电话给克莱施特，问他是否可以于次日飞往斯德哥尔摩。克莱施特大吃一惊。他说若没有肯定的指示，跑这一趟是毫无意义的。里宾特洛甫承认，他无指示可发，只令克莱施特不管有无指示，尽快上路。

次日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

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克莱施特再次前往瑞典——此次，他心情复杂，从烦恼到绝望，样样兼有。看来，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到斯德哥尔摩后，精神萎靡不振的克劳斯告诉克莱施特，由于德国不久前拒不接受谈判条款，他已成了不受苏联大使馆欢迎的人。他说，德国已失去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是对的。10天前，斯大林拒绝了日本出面的求和，并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华盛顿。接着，在经过多少个月来的借口后，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

第二十七章　“与人间野兽一起”

1943。4—1944。4（1）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希特勒如此对待犹太人，这是无关紧要的。被强迫戴上“大卫王之星”的犹太邻居之命运，他们向来漠不关心——毕竟，他们不是该当如此吗？即使这些邻人失踪后，他们也只以为是被驱逐走了。在一个听外国电台广播都可处以死刑的国度里，听到一些无法启齿的谣言后，对它不予理睬，这是明智之举。

知道有屠杀中心的人并不多。这些屠杀中心大都设在波兰，四周有好几公里宽的不毛之地与外界隔绝，界口上还挂出牌子称：不得入内，违者格杀勿论。为了保密，从押解至屠杀的整个过程都进行得极神速，且散布出动听的烟幕：“特殊处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屠杀中心被统称为“东方”；单独的中心则被称为劳动营、集中营、转运营或战俘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分别称为“浴室”和“尸窖”。

暴行的传出是以谎言作答的。当纳粹要员汉斯·拉麦斯给希姆莱带来数份报告说犹太人正遭受大规模屠杀时，希姆莱矢口予以否认。他辩解说，元首通过海德里希传下的所谓的“最终解决”的命令，不过是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撤走罢了。在撤退过程中，由于疾病和遭受敌机袭击，有些人不幸死亡。他承认，由于叛乱，不少犹太人不得不被处决，以儆效尤。希姆莱向拉麦斯保证，绝大部分犹太人已在东方的各集中营中得到“安置”，还拿出相簿给他看，证明犹太人也在为战争出力：他们有的当鞋匠，有的当裁缝，或诸如此类。“这是元首的命令”，希姆莱加重语气说，“如果认为应采取行动，你得把向你提供这些报告的人名告诉元首和我。”拉麦斯拒绝吐露秘密，并拟从希特勒本人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但，希特勒的说法也一模一样。“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哪里去，这我以后再决定”，他说。为让他安心，希特勒还说：“在此之前，他们将在那里得到照顾。”

在希特勒的亲信中，确有些人不知道在“东方”发生的事情。其他许多人，那些受自我欺骗之苦的受害者，尽管不确切知道这些惨剧，却也猜到了几分。“别听人说希特勒没有主意”，汉斯·弗兰克后来在起诉书中（包括控告自己）写道，“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制度有可怕的缺憾，虽然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只是我们不想知道！靠这个制度生活，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像皇家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这样好。”

此话系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不久前，他曾对部下说过，他们都是参与灭绝犹太人的帮凶。此举虽可憎，“为欧洲利益故，却是必需的”。他是波兰总督，深知此项命令系直接出自元首。然而，德国人一般都相信，希特勒未参与过任何暴行。“人们都殷切希望，元首对此事一无所知，或无法得知，否则，他定会采取措施的。反正，他们认为他无从得知此事。或不知有多大规模。然而，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了，人们希望归希望。”这番话是一个激烈的女纳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最终解决”之前奏“安乐死亡计划”时说的。

希特勒身边的侍从人员，根本不敢想象“阿迪叔叔”会下令屠杀犹太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施蒙特和恩格尔两人，不是成功地说服了元首，让陆军中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军官继续留任吗？背着元首搞名堂的恶棍不是鲍曼就是希姆莱。但是，这两人均不外乎是希特勒的代理人罢了。“最终解决”是他独自想出来的，也只有他才能下令执行。没有他，就不会有“最终解决”；而他也坚信，只要向世人拿出个既成事实，他就可免遭惩罚。人们会以报复相威胁的，但人类的记忆短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因而遭到强烈谴责；今天又有谁还记得？

在1943年6月9日的一次秘密谈话中，元首指示希姆莱，“尽管在此后3至4月内会出现某种骚乱”，他必须立即着手将犹太人押解至“东方”。他接着指出，这项计划必须“全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话自然不能让元首身旁的侍从人员相信他是策划集体屠杀的元凶。但不久后他对鲍曼讲的一番话却令他们深信不疑了。在自豪地承认他已将日耳曼世界的犹太毒素洗涤净尽后，他说：“对我们，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也已做到了最大限度。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已被窒息而死或消灭。”在与犹太人打交道中，他不是向来都绝对公平合理吗？“在战争前夕，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促成另一次战争，人们是饶不了你们的，我会在全欧洲灭绝这些害人虫。这决定是一劳永逸。他们用宣战反驳我这个警告，并重申，不管在世界何处，只要哪里有一个犹太人，哪里就有纳粹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好了，我们已捅了犹太人是疮疤。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希特勒之“最终解决”的最可怕的一面在不久前结束了——启示性地结束了。拥挤在华沙犹太区的38万犹太人中，只有7万人未被押至屠杀中心，余皆束手被擒。此时，余下的人们业已明白，押解意味着死亡。犹太区的犹太政治领袖们，牢记了这点，消除了分歧。团结一致，武装抵抗押走犹太人之举。这使希姆莱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灭华沙犹太区。1943年4月9日凌晨3时，2000多名武装党卫军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的配合下，向华沙犹太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原以为会迅速取胜，却不料遭到顽强抵抗。犹太战士共约1500人，使用的武器是长期偷运进该区的：计有数架轻机枪，许多手榴弹，100只左右步枪和卡宾枪，数百只手枪和左轮，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希姆莱原以为3天便可结束战斗，但至当日傍晚，他的人马不得不撤退。这场单方面的战斗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令党卫军指挥官雨尔根·施特罗普将军狼狈不堪。他不明白的是，“这些废物和劣等人”为何不放弃这一眼看已无望的事业。他报告说，开始时，他的手下虽然抓获了“相当数量生来就是懦夫的犹太人”，但事情已越来越难。“由20至30个男人组成的新的战斗小组，在同样数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断掀起新的抵抗。”他注意到，妇女的举动尤使人为难——她们常把藏在她们的灯笼裤里的手榴弹甩了出来。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莱下令“用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凶残的办法”将犹太区夷为平地。施特罗普于是便决定把整个犹太区变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烧。他报告说，房子虽然起火，里边的犹太人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才纵身从楼上跳下。“骨头摔碎了，他们仍力图爬到街道另一边未着火的楼房里去……犹太人和土匪们冒着活活烧死的危险，爬行在烈焰中，而不愿被我们生俘。”

守卫者们以不朽的英雄气概，战斗了两三个星期，由于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躲进下水道。5月15日，犹太人残存的抵抗据点已寥寥无几，枪声也稀疏下来。次日，施特罗普将军下令炸毁位于华沙市内“雅利安人”区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4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5。6万多人中，7000人被当场枪毙；2。2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16人、伤85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2）

那年6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65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4000名犹太人（只有4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1904—1905）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5000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