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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乐，俱皆婉辞，很少参加，所以那时要对他有所动作，是很困难的。

是的，西安事变的目的，不是除掉蒋，而是逼蒋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只有把他逮起来，才能使他就范，所以捉蒋而又不要把他打死，还真得讲点斗争艺术哩！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张、杨二将军开始也心中无数。最初，他们有过几个方案，如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时机，１２月６日上午，“蒋介石在邵力子‘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卫队二营负责警戒。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秘密捉起来，送往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张、杨估计蒋介石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捉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点的地方，逮捕时不准备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小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守候在公路两侧的东北军，突然在公路上横堆几根大木棍，蒋介石乘坐的小轿车必然开不过去而停止下来，那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立即把蒋和他带的卫士逮捕起来，押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北军派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蒋的随行人员，解决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蒋备用‘专车’上的反动武装。西安方面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蒋前来‘督剿’的高级将领，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反动武装。杨虎城亲自检查了捉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在西安南郊把蒋捉到，便即刻开始行动。但直到下午三时，迟迟不见捉蒋动静。杨虎城十分焦急，他立即去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解释说：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何应钦来了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南郊公路上捉蒋的计划。杨虎城感到，两部联合行动，如果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险。他提醒张学良说：‘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了个何应钦，假使跑了个蒋介石，一切落空了。’张学良表示：下次决不变更了”），③来个突然袭击；也曾计划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剧场内动手捉蒋。谁知，他行踪诡秘，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而对于戏，他是从不去看的，所以这些计划完全落空了。几经考虑，最后选中了临潼。对，就把蒋介石所欣赏的华清胜景作为对他进行“兵谏”的场所吧。

地点确定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执行扣蒋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卫队营的孙铭九和王玉瓒是要执行这一任务的，但还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和部队参战。对此，他选择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当时，白师长是张学良由甘肃固原召来西安，刘桂五则是由王曲军官训练团找来，让他们担负此重任，也足见少帅慧眼识人。他们何以被选中，并受到这样的信任呢？担任过东北军骑兵六师参谋长和十七团团长的汪瑢谈到：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

“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上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

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行——笔者）刺……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

“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④

关于张学良在１２月１０日特意安排白、刘见蒋，熟悉和侦察蒋的音容笑貌和华清池内部的兵力部署，以便举事时顺利行动，以及事变前一天张学良向他们下达扣蒋任务的情景则是：

十二月九日，接到副司令电话，今我同白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

“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十日）八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从内室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

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防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

……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或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

“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的随从人员手枪十二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