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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改任第15绥靖区副司令，暂编第1纵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后又改编为第85军第110师），由堂弟廖运升（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任师长。此后不久，廖运泽调衢州编练处（第9编练处）司令部任副司令。

在廖运周率部起义、部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师后，廖运泽、廖运升即派亲信人员前去同廖运周联系，请共产党派人到暂编第1师协助起义。廖运周立刻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陈赓和廖运泽是黄埔第1期的同学，他让廖运周马上写回信，“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并派第42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杨振海携信前往暂编第1师，传达陈赓欢迎他们起义的口信。这时，廖运泽和黄埔第1期同学、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也商谈了组织第110师和第318师起义的问题。5月4日，廖运升率第110师在浙江义乌起义。5月5日，广州各报同时刊登了《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的新闻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着即缉拿归案”的通缉令。廖运泽由广州潜赴香港。此后，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台湾等地的统战工作。1952年，周恩来电召廖运泽回国。安徽凤台廖家湾廖氏堂兄弟中，这3位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聚拢到了“八一”军旗下，也留给那段历史许多传奇故事。

黄埔五期生廖运周晚年在家中1956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运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11月、1979年10月和1983年12月，在民革第4、第5、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第3、第4、第5、第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廖运泽还曾担任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等职。（廖运周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师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参加南昌起义，是廖运泽老人军旅人生中的闪光点，因此，他对当代人民军队的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很长时间紧盯着笔者大檐帽上的帽徽，眼中闪现出泪花。当时，部队刚换发85式新军装，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为五星中有“八一”两字的圆帽徽。他深情地说：“这红五星中的‘八一’在我眼中那可是铺满天、盖满地的呀！”

南昌起义战斗旧址——原江西省长公署廖老的夫人这时插话，她讲了“文革”中林彪一伙人企图篡改南昌起义历史的一则小故事。1968年秋天，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手持介绍信，找到廖运泽老人，要廖老证明南昌起义是林彪领导的。廖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清楚地了解林彪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在南昌起义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军官，他官迷心窍，曾先后两次央求廖运泽代为说情，提拔他为营职干部。当时的同学和同事之间曾这样公开评价林彪，说：“嘴小牙大秃子头，此人不可交朋友。”廖老向北京来人反复说明：“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贺龙等指挥的。那时，林彪的职级很低，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怎么也说不上是他能领导整个起义。我这个当时的团长不能做这个伪证！”来人对廖运泽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强词夺理地破口大骂：“不准再说贺龙，贺龙是土匪！你如果不出这个证明，就是反对林副统帅！”廖老索性不予理睬，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1969年冬，北京又来了人，要廖老在已经写好的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材料上签名或盖章，又遭廖老严词拒绝。来人把手枪向桌子上一摔，引诱加以威逼。廖老也火了，说道：“要论玩手枪，在时间上我要比你们早的多，论数量我也不知道打坏了多少支，我不怕这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来人只得气冲冲地走了。

笔者望着白发苍苍的廖老，不由肃然起敬。廖老补充说道：“历史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不能昧着良心讲话。”他虽然重病在身，但说话的底气非常足，刚直不阿的正气溢于言表。

与廖老长谈已两个半小时，远远超出了原设想的时间，廖老还兴致勃勃地要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8绥靖区副司令时组织战场起义的精彩故事。为了廖老的身体健康，笔者意识到该是告辞的时候了，站立起来告别说：“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祝廖老节日愉快，身体健康。”笔者向这位人民军队的前辈行以军礼，尊敬的廖老：“八一”军旗上有您一缕耀眼的金丝，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曾有您置放的一块基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殊勋。廖老见笔者行军礼，立即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还礼，他虽然没有穿军服，站立的身体因为生病还颤巍巍的，但他行的是一个标准的举手军礼。还是那般钢铁军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军人。

侍从参谋谈北伐前后的蒋介石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起家可说是个“暴发户”，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由一个浪迹于上海滩的小字辈，迅速跃升到权力的峰巅，控制了国家党政军大权。后人仔细考察历史看到，蒋介石跃升的转折契机点在北伐战争前后，如果说，在当时孙中山曾多次发电报敦促蒋介石由上海到广州黄埔岛建校，说明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并不怎么满意，那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时在第一次东征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的蒋介石，则看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桂冠正向他飘来，而北伐的胜利进军，使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更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在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火气正盛，真的要飞黄腾达了。

1986年11月中下旬，在江城武汉，笔者访问了曾在北伐前后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苏文钦老人。苏老是湖南醴陵人，1907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参加过东征、北伐等战役，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步步高升，几年间即达中将师长。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医道，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湖北省中医学院师资班，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996年1月8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9岁。笔者采访苏老时，他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住汉口台北新村。本文最后一稿在1989年5月2日曾经苏文钦老人审阅后签字盖章。苏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之一，采访他时虽已80多岁的高龄，却仍然坚持不让人搀扶，每天由六层楼高的寓室走上走下，他记忆犹新地向笔者讲述了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往事，并亲笔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东征列车上1925年春，苏文钦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被分配到本校第3期入伍生队任见习官，与同期同学陈赓、董仲明同在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晚年照片连队。本来，苏文钦与蒋介石并无什么特别的关系，说来也挺有趣，他在日后能任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参谋，最初的机遇却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介绍。

有一天，一期同学、共产党员陈赓找到苏文钦说：“你积极要求上进，思想进步，应该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写），这样更有前途。”不久，苏文钦参加了CP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一天夜晚，陈赓又引苏文钦去见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听了介绍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并让苏文钦留在政治部，在他身边工作，苏文钦欣然答应了，职务由少尉见习官提升为校政治部中尉干事。

这年9月，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筹备成立，需人正急，总指挥部参谋处长陈焯（别号空如，浙江人）函请周恩来主任派毕业学生支援。周恩来看完陈焯的来信后说：“前方的工作比本校的工作更为重要，当然应该派最优秀的人去。”然后转过身来问站立在一边的苏文钦是否愿意去，苏当即答道：“一切听从主任的安排。”周即函书一封，将苏文钦介绍到总指挥部。陈焯对周恩来介绍来的人一向都是十分器重的，对苏文钦当然也不例外，立即被重用，职衔再升一级为上尉参谋，并委以要职，负责保管“有关东征作战的机密文件”。陈焯每次去见总指挥蒋介石时，总要带苏文钦一同去。苏文钦当时不可能想到，由于历史的变故，也就从此起，周恩来的这一介绍竟使他进入了蒋介石的“府第”。

苏文钦到总指挥部任职不到半个月，第二次东征拉开了战幕，10月1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总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乘广（州）九（龙）铁路列车，向东江进发，苏文钦作为总指挥部的机要参谋随行左右。

列车开行不久，蒋介石亲自将军用地图打开，而不要别人帮忙，把地图铺在列车间一个长方形的条桌上，不慎将桌子上的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到，一时水流满桌，熟知蒋介石的人多都知道，蒋介石虽然迷信思想不很重，却也常忌讳一些不吉利的事，如今撞翻茶杯，水浸军用地图，打湿了他那身尊贵的将军制服，是否也预示着出师不利的凶兆呢？这时，列车员和侍从人员都已被蒋介石撵出了列车间，一时也找不到揩干的抹布。若是常人在平时，这本来是件小事，可一向以老成稳重而自诩的蒋介石，一是由于犯忌，二是碍于面子，显得手忙脚乱，十分尴尬，而其他在场的几位指挥官竟也呆看着蒋介石，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场。看来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苏文钦见状，连忙从自己的裤袋里取出手帕，几位指挥官就这样静静地呆立在一旁，一直看着这位新来的参谋将桌面揩干，又重新换上了备用地图。至此，车厢内的危机才得以缓和，人们从沉闷的静寂中喘过一口气来，愣在一边的蒋介石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反应能力和麻利动作，喜出望外地问木立在一侧的陈焯：“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陈答：“苏文钦。”又问：“几队的？”答：“6队的。”蒋介石频频点头称：“唔，唔……”露出很满意的神态，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将这一为他圆场“逢凶化吉”的学生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苏文钦也就每每受到重用，看来无不与这个小本子有关。

列车继续向东江方向疾驰，蒋介石连连对苏文钦表示称赞，好像此次东征的成败都已押在了苏文钦身上似的，苏文钦的那一方手帕早已把失利的阴云一抹而光，换来的是一片标示着胜利的天地。蒋介石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像是他已打了胜仗，急令各部指挥官马上到列车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1989年给本书作者的签字及印章列车紧急军事会议，除随行的加伦、加里洛夫顾问和胡谦、陈焯参加外，又通知各纵队长参加这次临战重要军事部署会议。第2纵队长李济深按时赶到，第1纵队长何应钦因在前方忙于调整军队，未能出席，第3纵队长程潜因与蒋介石不合，矛盾重重，不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在整个东征作战中，也从未与蒋介石见过面。这次军事会议，主要研究“惠州攻城计划”。首先由蒋介石介绍敌情及东征军作战任务，他说：“敌将杨坤如率部两千余人盘踞惠州城，做垂死挣扎。惠州城三面环水，仅北门一桥与外接壤，自古称为天险，实为我国南方第一坚城，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曾亲自率部先后围攻多次未能克复，这次敌将杨坤如一定据险顽抗，本军决心以必胜的信心，限一周内攻下惠州城，以完成先总理的遗愿，以慰先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又讲了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心不成然后坚决攻城的训令。会后并给杨坤如发去了劝降电，但杨拒不缴械。

在会上接着发言的是胡谦，他说：“惠州城是金城汤池，兵家必争之地，万一我们一周内攻不下来，下步计划又将如何呢？还望三思。”加伦将军接过话题说：“攻城计划一定要按步骤进行，城攻不下来，怎么办？城攻不下来的第二步计划怎么筹划？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会议争论的比较激烈，坐在一旁的李济深却不动声色，一字未吐。最后，蒋介石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如下决定：“本军要以必胜之信心，收复惠州城，限一周时间攻下。万一在一周内攻不下来，即以第2师之第4团附属一个炮兵营，看守惠州城内之敌，我主力部队仍按原定计划向前推进，尔后伺机再回头收拾惠州城。”

10月初，东征军第1师、第3师附属1个炮兵营，及第2师之第4团，在何应钦统率下向惠州推进，12日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将山炮4门，野炮2门布置在惠州城外飞鹅岭阵地，由苏联顾问亲自操作。13日凌晨，东征军对惠州城内之敌开始攻击，顿时火光映红惠州城，枪炮声大作。这时，蒋介石遥闻惠州炮声，乃策马加鞭，向飞鹅岭炮兵阵地奔驰而来，苏文钦和蒋的护卫人员飞步跟进，于当日上午8时前到达飞鹅岭阵地，第一线指挥官跑步向前，向蒋介石报告说：“敌人在城北门桥头一侧布置了机关枪阵地，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从拂晓开始，攻城部队第4团官兵在团长刘尧宸的指挥下，虽顽强战斗，前赴后继，但伤亡惨重，至今未能破城。”

下午4时左右，团长刘尧宸疾步来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当刘团长讲到该团官兵伤亡甚重，剩下战斗人员已不到三分之一时，蒋介石怒气顿生，不等刘团长把话说完，即暴跳如雷地指着刘吼道：“你全团官兵都死啦，你还没有死啊！”刘尧宸团长在蒋介石的盛怒之下，不敢申辩，连忙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举手礼，转过身向血与火的战线奔去，重新组织力量再向惠州城墙冲锋。不幸的是，就在这惨淡的夕阳余晖中，刘团长中弹倒在了城墙脚下，前进中的第4团官兵被雨泼般的枪弹挡了回来，潮水般地退了下去。

暮色中，双方火力渐趋沉寂，蒋介石在飞鹅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日作战得失并策定次日攻城计划，加伦、加里洛夫、何应钦均到会。加伦首先对步炮协同作战配合不善，提出了意见；何应钦对战地敌我态势作了报告和分析，并强调明日战斗要先集中火力，摧毁北门城头桥侧敌火力网，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乘胜前进。蒋介石立即表示采纳加伦和何应钦的这一合理化建议，做出了次日向敌发动总攻击的命令。

向陈明仁三鞠躬14日凌晨，东征军飞鹅岭炮兵阵地，各种炮集中火力于一点，直指惠州北门桥头敌机关枪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施以粉碎性轰击。苏联顾问亲自操炮，蒋介石、加伦都全神贯注地伫立在硝烟之中，亲自督阵指挥，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

黄埔一期毕业生陈明仁惠州城内，到处冒烟起火。一直到下午3时左右，敌机枪阵地火力明显减弱，北门城墙已被摧毁多处。约近4时，一发野炮炮弹把北门城墙炸开了一个直径约一米的缺口，这可正是步兵冲锋爬城的大好机会，攻城部队第4团第2营第5连连长陈明仁率领该连残部，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通过北门桥向城墙缺口勇猛冲击。该团其他各连和该团预备队及第8团敢死队，也同时向城墙缺口推进。陈明仁率领勇士4名，首先爬上城墙，将青天白日旗帜插上了城楼。敌守城官兵，见大势已去，慌乱一团，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敌守城官兵2000余人全被俘虏，敌将杨坤如的下落不明。一直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