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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帖汉卿说：“中！你说这项目不错，我就支持他一下。”

于是，王福林、帖汉卿很快就投入到了红高粱的筹备之中。不过，他们一到红高粱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俺俩最多在这里干两个月，帮你把店开起来，生意一稳定，俺俩就走，这叫‘扶上马，送一程。’”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1995年春节过后，王副总、帖总监和我开始了实质性的筹备工作。

筹备一开始，我们就产生了分歧：到底如何设计红高粱？我的设想当然是快餐模式，比如，采用自助式点餐服务系统，以红色为主色调；而王总则希望采用中餐服务模式，即桌前服务；帖总监极力反对红色调，因为回族“喜绿爱白”。

有时我们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了说服他们，我常说，这样做才叫快餐，那样做不是快餐是餐馆。可王总一急就反问道：什么是快餐，你说快餐与餐馆有什么本质区别？

你别说，王总这么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对呀，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有些事，看似明白，可要说清楚，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什么叫“好吃”？要说明白，真需要不少学问和知识。

其实，我在后来红高粱快餐的实践中，一直没忘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1997年我在广州一次关于快餐发展研讨会上演讲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答案，找到了餐馆与快餐的本质区别。后面我会专门谈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我发现，我们之间不仅彼此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而且对如何经营好红高粱有了更多的见解。

不记得哪位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几个人在一起，都是同一种观点时，说明其他人是多余的。

记住：争论也是“生产力”。

做一把手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即便真理在你手中，也不妨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愿意给你提意见，甚至愿意与你争论的人，只能说明他有责任心，他对这个事业感兴趣。

凡是对老板一言不发或对老板总说“对对对、是是是”的人，都是对企业缺乏责任心或对老板不满的人。

中式快餐当时在郑州是个空白，顾客也没有快餐的概念，但我预感到，快餐市场和顾客需求是非常大的。我决定抓住这个商机，把一种风味食品变成“快餐模式”。

对我来讲，经营快餐也是第一次，到底如何搞才适合中式快餐的特点，才能使得顾客满意，自己也没有任何把握和经验。总而言之，红高粱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更多的不是靠经验和常识，而是靠想象力和悟性。

我愿做更大的努力，去说服这两位老人。后来，我们在大方向上基本趋于一致。而且，我们三人还做了基本分工：我主管装修和经营，王副总主抓管理，帖汉卿作技术总监，主要负责烩面质量和技术培训。

筹建工作进展顺利，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具备了开业条件。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是令人喜悦和愉快的。

通过筹建这家红高粱店，我学得到了不少快餐的常识：由于快餐要求速度，所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匹配”问题——即“售卖与生产之间的匹配”：既不能让“烩面等人”，也不能让“人等烩面”。因为烩面存放超过5分钟，“卖相”就不好了，而且会影响口感；相反，让顾客排长队去等烩面，也会影响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

这个难题，看似简单，解决起来确实非常困难，我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实践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营业高峰期，越是客人多的时候，我们的出品速度就特别快，能确保客人点了餐、付了款60秒内就可以得到所要的烩面。然而，在低峰时段，客人往往要等候3…5分钟，原因是什么呢？

从常识上看，客人少应该速度更快一点，可为什么反而慢呢？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所在。

当客人多的时候，厨师可以开足马力不停地生产，这个时候生产多少就能销售多少，我们不担心烩面销售不出去；可是到了低峰阶段，厨师只能等售卖员通知以后才开始生产。问题出在售卖区和生产区的沟通不及时以及我们的生产方式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非要实现工业化、标准化不可。这时我似乎意识到：快餐与餐馆之间确有一条“鸿沟”。

其实，我有跟老人打交道的“两个诀窍”：一是让他老有所为；二是让他感到倍受尊重。

几个月过后，他们不仅没有离开红高粱，而且深深地喜欢上了红高粱事业，我们也成了忘年交。

其实，真正打消他俩离开红高粱念头的是，红高粱开业后的火爆场面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碗烩面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从事餐饮行业30多年，他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奇迹——红高粱奇迹！！

有一天，他们兴奋地对我说：“乔赢，我们决定不走了，要把后半生都献给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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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一个神秘的数字！

红高粱是1995年4月15日在郑州诞生的。一年后，北京红高粱与世界快餐霸主麦当劳“京城论剑”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个新发现：美国麦当劳也是在4月15日开业的——只不过是1955年的4月15日。我们正好相差40年。

难道世界上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名状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