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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那内森呢？”我问。

“他也走了，但他说他还要回来。这疯狗！你觉得我应该叫警察吗？”

“不，不！”我赶紧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警察！”我想了一下，又说，“我马上回来。你先设法找到苏菲。”

我挂断电话，站在那儿怔怔地发呆。这时杰克也下楼来了，我和他一起喝咖啡，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此前我对他讲过苏菲和内森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蠢事，但轻描淡写，只是一个大概。现在我感觉有必要马上告诉他一些更痛苦的细节。他马上对我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坚持说。

“当然，”我说。我又跑到电话机旁，可劳瑞的秘书告诉我，劳瑞正在多伦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在喷气飞机还未出现的那个落后年代时，多伦多像东京一样遥远。我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芬克，我以前经常咒骂他那遁者的举止，可现在我却要好好感谢他了。

“我刚刚得到苏菲的消息。”他说。

“她在哪儿？”我大叫起来。

“她在那个波兰医生那儿。但现在不在了，她去医院给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说内森可能把它打断了，这狗娘养的。但她希望你能回来，她会一直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直到你去那儿。”于是我立即动身回去。

对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少的人来说，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充满焦虑。我现在意识到，在那个年纪我是多么反叛，不安分，内心充满困扰，但写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这种严重而危险的感情痛苦。它成为我宣泻烦恼与痛苦的工具。当然，还不止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载体，这便是我像爱护自己最脆弱的东西一样爱护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铠甲仍有裂缝，吉尔凯郭尔的恐惧仍不时袭击我。那天下午，我匆匆离开杰克·布郎赶去寻找苏菲时，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极端的脆弱，无助，忍受着自我厌恶的折磨。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我完全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情绪所困扰，无精打采，大脑因极度紧张而一片浑沌，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与苏菲和内森的见面不寒战栗。我在玛丽·爱莉斯身上的失败（我甚至没对她说一声“再见”）使得我的男子气荡然无存，以至于我沮丧地怀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性倾向上自我欺骗。当公共汽车驶近弗特里时，我在一家汽车餐馆的镜子里瞥见了一张苍白、沮丧的脸。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即将来临的恐惧。

到达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时已近下午五点。看来已过了下班时间，接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骨瘦如柴的和苏菲交替换班的老处女。她告诉我说，苏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还未回来，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她请我坐下来等她，而我宁愿站着。我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这间房间粉刷得——或者说淹没在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墙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红色。苏菲怎么能忍受在这么一种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呢？苏菲曾告诉过我，布莱克斯托克在圣·阿本的家也是这么装饰的。我想这个疯狂的装饰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尔维亚。她的照片镶着黑框，在一面墙上温和地笑着。还有一些照片四处散放着，其中不少是布莱克斯托克与大众文化名人们的合影：与爱迪·肯托、克劳夫·沃伦、谢尔曼·彼林斯利、鲍司市长、沃尔特·温切尔的合影，甚至与安德鲁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浓密的头发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脸团团围住。我的情绪紧张不安，这些愉快的照片将我带入令人沮丧的痛苦深渊。我祈盼着苏菲赶快回来，以解除我的忧虑。正在此时，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哦，我可怜的苏菲。她两眼空荡荡的，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皮肤显出病态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我轻轻将她搂住，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站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哭。终于，我看着她问：“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不该离开的。我可能已经——”

苏菲打断我，说：“嘘，斯汀戈，你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我们来到富尔顿大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坐在摩洛哥式的酒吧里，苏菲把我不在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开始很愉快。她从未见过如此平静和情绪良好的内森，商量我们即将开始的南方之行，盼着婚礼的那一天。他一直很正常，在整整一个周末里带着苏菲疯狂购物。他们甚至去了曼哈顿，在第五大街逛了两个钟头，为她买了一只巨大的蓝宝石订婚戒指，适合好莱坞公主们的豪华嫁妆，以及一套昂贵的旅行行头，那价钱足以把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的老乡们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还到卡蒂尔买了一只表，想把它作为男人的最好礼物送给我。最后他们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了解南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指南，他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李氏副官》，为参观弗吉尼亚战场做准备。

在内森细心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一切进展顺利。他对我们即将穿越的各个地区的植被物种、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方面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前往尼罗河源头探寻的英国殖民者一样。他用他的热情影响着苏菲，把一切有用无用的关于南方的知识灌输给她，如棉花和花生的习性，一些南方方言的来源，甚至鳄鱼的生理特征。她爱内森，所以也爱这一切，包括那些毫无价值的经验之说，如桃树大多生长在佐治亚而不是别的州，密西西比河的最高点有八百英尺，等等。他还到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查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写的两本小说。他用慢吞吞的南方口音说话的样子令她乐不可支。

她为什么没有看出一点点危险迹象呢？她一直都在观察他，并确信他已不再服用氨基丙苯。但就在前天，当他们都上班之后——她到布莱克斯托克的诊所，他去他的“实验室”——一定有什么事使他出了轨，她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傻乎乎地毫无防备，当他发出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她总是那么脆弱易受伤害。像往常一样，她愚蠢地疏忽了这不祥的预兆：他从普费泽打来电话，语调欢欣快乐，情绪高昂，宣称他们取得了伟大的科学“突破”。她怎么会如此迟钝呢？因为我已疲惫不堪，所以她对内森突然发狂以及接踵而至的伤害的描述十分简短。

“墨特·哈伯为一个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朋友举行了一个舞会。我工作到很晚的时间，帮着办公室发邀请函。我已告诉内森我将在诊所附近吃晚饭，然后到舞会上与他见面。我到那儿时内森不在，很久以后他才出现。但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几乎要晕倒了。他的情绪极其亢奋。我明白他很可能整天都是那样。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居然傻到没有——唔，没有警觉。在舞会上他的举止还算正常，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我能看出他又吃氨基丙苯了。他开始谈起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新方法。我的心都快死掉了。我对自己说，内森也许会平静下来，然后去睡觉。有时他就是那样的，你知道，不会做出什么暴力举动。终于，内森和我回家了，当时并不太晚，大约十二点半。我们刚刚回到家里，他便怒气冲冲地我尖声大叫起来，把所有积累起来的狂暴一古脑儿全向我抛来，做他每次发作时都会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他每次发作时都骂我不忠，指责我……唔，和别人睡觉。”

苏菲停了一会儿，抬起左手把一络头发往后一抹，我感觉那动作有些不自然。我正在猜想时，一下子意识到她本来是用右手的，而此时它正软软地垂在身边一侧，显然带给她极大的痛苦。

“这次他指责你和谁？”我问，“布莱克斯托克？斯莫尔·卡兹西？哦上帝，苏菲，如果这可怜的家伙不是这么疯疯癫癫的话，我真想把他的牙齿全给打落。耶稣，他认为谁又给他戴上了绿帽子？”

她使劲儿摇着头，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这并不重要，斯汀戈。”她说，“只要是人就行。”

“那，后来呢？”

“他冲我又叫又喊，又吃了些氨基丙苯——也许还有可卡因，我不清楚具体是些什么。然后他走了出去，使劲儿把门关得山响。他大叫着他再也不回来了。我躺在黑暗中，但根本睡不着，又担心，又害怕。我想过要给你打电话，但那时太晚了。最后我终于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当他回来时天已经亮了。他把整栋屋子的人都吵醒了。他把我拖下床摔下楼梯，还冲我叫喊，骂我和那个人干的好事，说他想杀了我和那个人还有他自己。哦，斯汀戈，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让内森再这样了。不要！最后他使劲踢我——就这儿，胳膊上，然后便离开了。后来我也走了。就这些！”苏菲陷入了沉默。

我慢慢地把脸轻轻地伏在满是烟灰水垢的红木吧台上，真想就此昏厥过去或进入别的什么状态，只要没有意识就行。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苏菲，说：“苏菲，我不想说这个，但必须把内森弄走。他太危险了。必须把他关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冒出一种十分可笑的哭腔。“永远！”

她举起颤抖的手，示意酒吧服务生来一个双份的威士忌加冰。我无法阻止她，尽管她的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酒来了，她一口喝下，打了个嗝，然后扭头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是他早晨回来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