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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部分（第1页）

掩护行动。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松的就溜掉了。中国的土地可不是他们自家的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刘建业想到这里，马上向薛长官汇报眼前的日军有异动，很可能会要放弃进攻，转而溜走。

可是，夜半后，新20军军部接到了长官部传来的通报：“我王、杨、罗诸兵团皆以到达指定位置开始行动，敌后路已断，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溃逃模样。敌如溃逃，你军责在守城，无追击任务。”

如果是在一般时候，刘建业接到这样的命令，很可能就会把悬着的心放下来，浑身也会感到难以形容得轻松。可是，这个时候的刘建业可是对长官部的命令深感失望。

日军第六师团，这支臭名昭著的野兽部队，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部队；第三师团，南京大屠杀也有他们的份。作为后世在南京这座苦难深重的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刘建业对于给这座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的日军部队从来就恨之入骨。每一次看到在江东门的大屠杀纪念馆里的森森白骨，每年的12月13日听着城市上空回绕着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刘建业就会对在整个抗战里中国军队没有能够成建制的消灭任何一支曾经参与过大屠杀的部队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眼前，这两只日军部队已经是粮弹匮乏，供给断绝，伤员众多，士气低落，无心恋战。如果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不能抓住有利时机成建制的消灭一支日军，那简直就是浪费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

但是，长官部的命令也是不能不遵守的，同时，这连日以来的血战，也让刘建业属下的新20军损失相当严重，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如此。如果让部队去追击敌人，部队是不是还能有士气和体力上的保证？刘建业也不清楚答案。

“各位，这里是长官部传来的通报。你们看看吧。”坐在桌前，刘建业把通报交给本军的各位主要军官和临时配属自己部队的预备第十师方师长传阅。

“军座，这下好了，鬼子终于要撤退了。我们可以歇一歇了。难得啊。”毛师长如释重负地说道。

“就是，这几天弟兄们打得实在是太苦太累了。”段师长也附和着。在这几天的战斗里，段师长也是几乎没有睡觉，每天不停的指挥部队顶住日军一阵接一阵的进攻，有的时候还要亲上前线督战，累得双眼凹陷，头发乱如蓬草，脸上的线条也硬了许多。

有两个师长带头，其他的军官们也不住点头。大家这几天坚持下来也的确不容易，上峰既然有命令下来，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也好让部队休整休整呢？

刘建业看着下面的军官们这样的表现，难得的保持了沉默。

国军在长沙会战中的战术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开大路，集重兵于后方要地，待日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之时，加以重兵围歼。实际上，国军不仅在长沙会战中，甚至在整个相持阶段的各战役中，也多采取此种战术。由于日军在总体上处于战略守势，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纠集大军展开全面攻势和作持久之斗，即使占领某些城镇也多无法固守，最后无论胜败与否都不得不撤回原防。

这种战术可以说是一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根据保存实力的原则，利用日军无长久耐力的弱点及华中、华南地理特征所制定的较能符合战地实际的一种作战方法，国军依此战术在对日军的作战中，有时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国军采用这一战术正说明其在正面战场上抗日作战积极性的下降，不求主动进攻，但求防守自保。国军采用的这一战术，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确定的抗战第二期军事战略所决定的。

尽管这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对国军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国军在运用这种战术时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主要是由其整体战术素质不高所造成的。如在长沙会战中，每次临时配属给外单位指挥作战的部队在行动上很难与该单位的部队达到“步调一致”，不是不听指挥，就是联络不上，甚至有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多数官兵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作战缺乏灵活性；中下级指挥官多不能适时捕捉战机，对于预备队、工兵、辎重部队等使用，也多不适当；部队撤退时，往往是直线后退，而且一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冲乱了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全面溃退局面；步炮难以协同，配属各部队之炮兵，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等。

第二百二十八章　…　天炉（十）

与国军相比，日军的战术手段要灵活得多，也较为先进。如日军进攻时，常在正面用锥形突击，而从侧冀进行包抄；除以正规部队作战外，还利用“顺民”作向导，配备伪军及便衣队、骑兵钻隙迂回，扰乱国军侧后，牵制国军的调动，使国军的纵深配备失去效用，并威胁国军的后方各级指挥机关；注重步、骑、炮、空的协同作战，在进攻时，先行炮击，继以飞机轰炸，待守军阵地基本被摧毁后，再以步、骑兵突进；撤退时，各种非作战单位及步兵先行，以骑兵殿后，以飞机在空中掩护，从而使得国军在追击时不敢太靠进日军，撤退的日军则趁机溜之大吉；常利用黄昏、拂晓或飞机轰炸之际，先以大刀队潜至国军守军阵地附近，以机枪在后掩护，并就地呐喊，分散守军注意力，而其白刃部队，则乘机冲入守军阵地；偷袭强攻时，初则一点突破，继则到处钻隙，寻找守军弱点加以利用，终则几面合围；擅长山地战，虽对湘鄂赣交界一带的山地地形不熟悉，但作战中却常能避实就虚，攻击得法；惯用欺骗手段，常声东击西，迷惑国军等等。

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日军在战术上却有一个其无法克服的弊端。日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大队为战术单位。进攻时，几个甚至1个大队便可对某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击。这样一来，其作战线必然板结不牢，薄弱点比比皆是。而处于内线的国军，随时都可跳到外线去，任其作战计划再周详，也终难免兜空，从而就造成一种包围多歼灭少，击溃多俘获少的现象。防守时，日军通常以1个大队防守数处据点，往往容易被国军分割包围。若非国军的战斗力弱及协同不佳等失误，只怕小股日军没有多少能逃脱被全歼的命运。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是由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日本以少兵临大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场幅员辽阔，日军兵力单薄；同时，日军对其战斗力也颇为自负，1个大队便敢进攻国军1个师甚至更多的兵力，由此也就注定了其战术上的上述弱点。对此，日军也常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

对于国军指挥和决策上的这些弊病，刘建业作为后来人又在这个时空里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参与了多次大战，自然是洞若观火。可是，他对此也很无奈，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军长，在国军里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数不胜数。再说，总体上都是这样的一种气氛，自己就算是在怎么能征惯战，又怎能包办一切呢？因此，大多数时候，刘建业对此都是沉默不语。多说无益，相反还会得罪人，何必说呢？

可是，这一次，刘建业实在是不想放弃放在眼前的这一次好机会。如果自己的部队能够以积极的行动，插到日军的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那么就有机会给友军创造出聚歼敌军主力部队的大好时机，顺带着可以洗雪一下南京大屠杀的仇恨。

可是在这个时候，自己如果说出来内心的想法，合适吗？

内心感到矛盾的刘建业只能沉默不语。

还是杨参谋长发现了刘建业的沉默有一些异样。

“诸位先静一静，我们还是先听听军座的想法。”杨参谋长说道。

“各位，我也很想让大家休息一下，这几天大家都实在是太累了。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提出我的想法。”刘建业看了一眼自己的部下，缓缓地说道。

“军座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段师长及时地站了出来，为刘建业撑起场面。

“我的想法就是全军出动，直插日军的后方，切断他们的后路，然后配合友军聚歼敌人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

刘建业的话一说出来就把全场的人全都吓住了。这个想法实在是太疯狂了。全歼两个日军主力师团？就算是国军实力最强的淞沪抗战时候，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现在国军部队的战斗力相比淞沪抗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下降了不少，刘建业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想法，实在不能说是疯狂。

“军座，这样的设想可行吗？”高副参谋长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