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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１６１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５８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