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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