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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能柔能刚必变弱为强

后人评价说，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之人。那么他柔弱在什么地方？刚强在什么地方呢？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却是靠曾国藩维持的。

曾国藩比慈禧大二十四岁，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说他为官一生，荣辱升降都是由一个女人控制着。曾国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个忠臣了，但是任何一个注定灭亡的朝代，那些企图力挽狂澜的所谓忠臣其实都是很成问题的。曾国藩也一样。他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栋梁。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功高震主”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样阴狠毒辣的铁腕下？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受到满清政府的赏识，开始走的就是上层路线。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时，只是礼部的一个小职员，他有目的地结交了一位亲王。太平天国刚起事时，亲王向咸丰举荐曾国藩说：“此人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于是召见了他。曾国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觐见皇上，可是殿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锦墩。带领他的太监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静候，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不见皇帝出来。最后一个太监出来通知他，说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后回去。保荐他的亲王询问他接见的情况，曾国藩一一告知。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位和锦墩，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位亲王一听，说了声“糟了！”就赶紧跑进宫里，找到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回来告诉了曾国藩，并对他说，前日向皇帝保举时说他“胆大心细”。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召见曾国藩时问起他这张字条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早有准备，回答得令咸丰非常满意。不久就让他回湖南老家组练湘军，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

曾国藩没有辜负清室的希望，他从1853年组建湘军，用了九年时间，终于打垮了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几乎夺得全国政权的洪秀全。在他全线告捷，清王朝又可以吁一口长气的时候，咸丰因纵欲身亡，政权落在了西太后手中。而曾国藩当时正如日中天，功高盖世，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若按封建社会的常规，接下来所面临的必然是“敌国破，功臣亡”的结局。然而曾国藩对此早有准备，他以一套又一套太极拳的柔劲就把所有险情化解了。

后世有人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作中兴名臣，一代圣相，共有十三套大本领，其中十一套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两套：写了一部相书《冰鉴》，再就是大量的日记和家书。

清朝自打入关，以一个被传统的大汉族思想视为“蛮族”的名分来统治整个中国，面对着明的和暗的“反清复明”的潜流，除了依靠比明朝更正确、更高明的统治艺术外，只能以特务组织驾驭各级官吏。这是整个清朝期间一直沿用的传统的统治手段。从雍正在位时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特务是怎样的无孔不入，怎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据说雍正当政时，有一官员一天夜里与家人打牌消遣，正在玩得高兴之际，一张“二万”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这位官员是个老实人，战战兢兢但如实地告诉皇上是与家人玩牌，后来有张“二万”掉到地上找不到，就再也没玩。雍正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牌，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这一张呀？”这个官员一看，一点儿不差，正是自家昨晚丢失的那张“二万”，当时吓得他汗流浃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连口称死罪。雍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很诚实，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专政，特务组织更是其须臾不可离的控制文武大臣的工具。所以，当时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尽写一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西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怀无大志的乡巴佬。

大致浏览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总则，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骄兵悍将，攻克南京后，他纵兵烧杀，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人财为之一空。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宫中的财宝全部侵吞，以致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不满。不过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烧杀抢劫倒不怎么放在心上，惟一提防的只是曾国藩会不会用手中的军权谋反。在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善用黄老之术以柔制刚，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其诗云：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的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这倒不是曾国藩故作清雅，他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行军打仗，一生中都十分注意修心养性。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然后处理公务；每天坚持写日记，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对人对己，他都非常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他一直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以耕为本，以读为先。他反复告诫子弟，只要占住耕、读这两条，方能进可攻，退可守，家族长保富贵，个人立于不败之地。

以硬对硬时决不手软

在关键时刻，决不手软，以硬对硬，是非常必要的。

武则天当上女皇之后以说一不二、十分强硬的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唐代皇帝中，她是诛杀大臣最多的一个，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敢杀敢罚，从不手软；而对自己的宗戚亲信，则往往给以一步到位的提拔重用。尤其是对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大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任其势倾朝野，为所欲为，就是在违法当斩时，武则天也敢拼了老脸从公堂、从监狱把他们特赦出来，日夜相伴。

面对武则天的强硬政策，李家宗戚显得软弱退让，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结果屡屡成为刀下之鬼。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李旦，更是懦弱柔顺，即使已登皇帝之位，也甘愿让出皇权由武则天执掌，不敢出一声为自己辩白。一批效忠于李唐的大臣们，其中虽也偶有个把敢说敢为的人，然而独木难支，无不死于武则天的硬手腕和众大臣的软功夫之中。这样，本来只想稍稍尝一尝女皇滋味的武则天，以硬对软，一屁股坐在龙椅上面，竟一坐就是十五年稳如泰山。而且她为所欲为、言出必行，其权威更胜于大部分男性皇帝。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年已八十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羽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图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插在羽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张柬之便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屈尊自责可以换得支持

古时候，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将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因为，人治是指以统治者的人格作为基础，当统治出现危机时，屈尊自责就成为他们唤起同情，争取支持的伎俩。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逼临宋境。徽宗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向大臣请教计策。宇文虚献计道：“今日宜先降诏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师可以任之。”于是，徽守委托文虚草拟了一份“罪已诏”，批评自己的“言路壅蔽，面谀日闻”的错误，并表示要广开言路、兴利除弊。于是沸腾的民怨稍有平复，但实际上，宋朝朝廷仍旧腐败堕落。

这类“罪已诏”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以天子之身而屈尊自责，必将更加坚定百姓“皇上圣明”的信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愚昧气息充斥的国度里，百姓的怨怒往往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这样的一个“罪已诏”很容易使百姓宽宥他们犯下的罪恶。所以晋人《习凿齿》曾议论道：“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