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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传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遍全国。②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发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③

这些文章资料，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的形式公开斥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首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注释，方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在前面谈到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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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

④⑤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

张学良传……关键时刻的抉择

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张学良便丢掉了一切官职、宣布下野了。为了再次支持蒋介石，他甘愿代蒋受过，忍受这一沉重打击。并决定听从当局的安排：出国考察。很明显，这决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当此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危急关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呢！在此时此刻，轻易离开自己的队伍，放弃自己承担的责任，跑到国外去观光，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极力劝他出国，不要恋栈。就张学良来说，差强人意也好，盛情难却也好，不管怎么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吗？似乎又太冤屈了。想来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过，那也就问心无愧，他没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权宜之计，过不了多久，他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辞而别，不能灰溜溜地离开，不能让人家说他是临阵脱逃，而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月余。４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他也很想到苏联看看，却未能入境，想必是苏联人对于早先的中东路事件还有些耿耿于怀吧。

张学良原本还要在国外再多考察几十国家，因为“福建事变”发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通电反蒋，并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过与马占山、李杜（适逢两将军亦在国外）的会见，得知东北抗日情况，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乡之情，乃决定提前归国。于凤至因要照顾和安顿子女在英国求学，所以没有回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在国外考察了一个时期，张学良也还是有收获的。这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还受了不少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雄心未灭，他还是很想大干一场的。但打内战他不干，“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归国当时之志愿：（１）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２）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①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鉴于前车，鉴于先前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张学良觉得他晚出台甚至不出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于走马上任，还想等等看。可这次蒋介石却不等了，因自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起，他就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了，加之，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军心不稳，甚至还有兵变发生，所以这才又对张学良发生了兴趣。他一回国，就被蒋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见，又是宴请，又是晋升（张学良的一级上将军衔即授于此时），并任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兼任），代行总司令职务。真乃高官厚禄，受宠之至。当时东北军中不少有识之士对此都不赞成，认为张学良应当带领大家抗日，不应再卷入内战的泥坑。但由于那时东北军已远离东北，已经不是独立的军事集团，是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系列的，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依赖蒋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去武昌就职了。曾几何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那样的无情，逼其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