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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论战

梁启超从美洲返回后，他的转变如暴雨骤至，浇灌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震动。作为舆论界瞩目的焦点，梁启超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气息相连，他的突然转变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掀起了关于救国道路的论战。

1903年11月—12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主义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了他新的立场，并解释放弃革命共和主张的原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派阵营。

不久，革命派以《民报》为阵营，先后投入一大批理论家、学者如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刘师培等进入论战阵营，声势颇为浩大，发动了全面进攻。随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主张，决定应战。但是，立宪派方面只有他一人在孤军奋战，苦苦支撑。

在1899年左右，梁启超就因为破坏兴中会檀香山的组织和革命派开始产生冲突。由于当时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孙中山选择了和他继续合作下去，可是对于梁启超的公然“叛变”，孙中山也悲愤难忍，决定向梁启超发起猛烈进攻，甚至在梁启超提出停战的时候，仍然毫不相让，希望能够将梁启彻底挫败，维护革命尊严。

两派的分歧主要集中中国应实行何种政体，其核心就是中国国民程度能否具有独立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成了双方论争的基本出发点。

革命派方面，孙中山说，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普通人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是革命志士的素质高低，志士的能力将决定民众能力的高低。陈天华则认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过于安逸才导致逐渐落后的，其实早已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达到了极点。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封建专制，国民素质自然会苏醒会提高，只要人民知道权利的“可贵”，就能够“尽义务”、“享受权利”，　大肆鼓吹汉族优秀论。由于中国积厄已久，必先推翻满清，消灭阻碍势力，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按照民主共和社会的设想来完成革命。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国民的才智并不是天赋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仅仅依靠一两个杰出人才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的。况且中国战争###不止，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战争，必然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人民难以为生。在民主共和商未深入民心，建立民主制度必先建全党政党制度，可是现如今中国存在的政党甚至自己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何从来完善政党制，进而两党甚至多党来竞选总统？在现在的状况下，中国应先实行一时期的开明专制，以引导人民思想的前进方向。

关于在国家实行何种革命，他们各有自己的观点。革命派大多数也赞成立宪制，但是都认为革命是立宪的前提，立宪只能是革命的结果，手段与形式不一样，革命派接受的是民主立宪，而不是君主立宪，中国的命运不能由君主来决定。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遭到了革命派的强力反击，

同时由于革命派的斗争毛矛头直指满清封建政权，以推翻满族政权为目的，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其狭隘的民族政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加剧，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他们当时都认为“中国今日满汉不并立”（汪精卫语），排满是革命派宗旨，请立宪就是背党纲，服从异族人统治。尽管如此他们甚至还抱对满族的不满，发泄到立宪派的身上，认为他们的思想言论侮辱汉族思想，讥讽他们拥光绪为圣主，是清廷死心塌地的满族奴。

革命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波热潮，反对满清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启超害怕由于满族的被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恐慌，致使国家分裂。他在《新民丛报》上呼吁革命派发起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希望真爱国者能够“节制感情，共同向一最高目的以进行也。”　这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论争中的种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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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的背景

八国侵华战争结束后，京城一带一片狼藉，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慈禧太后回京后，依然整日醉生梦死，看不清社会形势的严峻，皇宫里面歌舞升平。

然而言论界一片热闹，革命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的转变成为一条点火索，引爆了整颗“炸弹”，一时言论界开始了激烈的论争。这个时候，立宪派、革命派两党冲突愈烈，1904年5月，徐勤在康有为的命令下在香港创办《商报》，大力提倡保皇扶满，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人士在《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杂志上作文反驳保皇观点，甚至诬蔑梁启超。香港的两党论争爆发。不久，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两党的合作告一段落，开始了真正的决裂。

可是就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不幸再次降临到梁启超的身上：挚友黄遵宪因肺病医治无效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悲痛袭上心头，泪水模糊了眼睛，多年的委屈与事业的不畅，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时务报》馆两人一起撑起了宣传维新变法的大旗，随后一起出走时务学堂掀起了湖南变法的热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互相藉慰那两颗一样受伤的心。二人虽年龄有所差距，但那一颗一样为中国命运跳动的心却是一样，坚挺充满活力。

黄遵宪的思想见解与主张，在当时社会上颇受瞩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和梁启超一起从事实际运动，可是他在维新派中享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与梁启超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小。梁启超失意时，是他激发梁启超心底的激情，重新唤起那个呼风唤雨的青年；梁启超事业得意风发时，是他送去赞誉鼓励与警示。在二人的心中，都彼此视为知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记载其事：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口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与诗界批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嗟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口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更加衰弱，国内民族危机严重，国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犹如一只被群狼包围的肥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让清王朝的步履越来越蹒跚，慈禧太后早没有垂帘听政的威风，只知道保全自己的生命利益，哪顾得上百姓的存亡？政府的软弱、帝国主义的猖狂使得百姓深浸水火之中，生活疲惫不堪。这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的隐患，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来换取新的中国、新的生命。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成为其中最强的两股势力。

国难在即，民族存亡迫在眉睫，社会上要求改革、要求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平息国人愤怒，挽救清廷，慈禧太后开始走出维新的脚步。在1901年后的几年来，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建立新军，大力发展工商业……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社会经济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教育的面貌也开始泛起红晕，中国社会似乎将呈现一片生机。

“新政”的颁布让立宪派倍感光明，梁启超也颇感振奋，开始为维新的前途奔波。“新政”颁布后，梁启超发表《警告当道者》一文，以1628年英国国会军起义的历史警告清政府，要以查理一世为戒，以免引起国民震怒。他要求若改革就要从民众出发，实行真正的改革，进行彻底革命。随后立宪派利用《新民丛报》作为基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