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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进臼操作，未常有戚容。

梁启超的婚姻本身虽说也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可是由于梁启超的博学多识，李惠仙的深明大义，还是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梁启超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李惠仙就是他背后那位伟大的女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军功章也有李惠仙的一半。

千百书生掀学潮——公车上书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录为第八名，终获举人，时年三十六岁。

年近寒冬，康有为约梁启超于来年进京赶考，梁欣然同意。此时，李惠仙居南国一年半，尝尽农家苦乐，与梁家上下甚为和谐，但她的三寸金莲使得她不能畅行于乡村的山间小路，同时她思念在北京的兄嫂，于是和公婆相商后随夫北上进京。

春节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陪嫁丫鬟）起程。此时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会试恩科。进京后，康有为居于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官邸，及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住。　梁启超下车后将妻子送至李公馆，后移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日夜攻读，准备应考。这时的北京，咋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桃花含苞未放，垂柳丝丝吐绿，洋溢着一片生机。

然而，此时北京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梁启超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挽愤时局，抨击时政，为了倡导维新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推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界，引起顽固大臣的惊恐与仇视。守旧派官僚见到《新学伪经考》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污蔑与挑战，应该象孔子杀少正卯那样将康有为杀掉，形势极为严峻。梁在得到消息后四处奔走，想法营救，经多方活动，严惩康有为的空气缓和下来。随后广州掀起惩办康有为的高潮，康不得不离开广州。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迅速侵占平壤，发动黄海海战，进军辽东半岛，大有吞并中国之势。然而，清朝统治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大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北京城中，大兴土木，整修道路，设置景点。梁启超一帮爱国青年四处奔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失败惨剧。然众大臣无心国事，只求升官发达，致处处碰壁。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这样感悲时势：

怅怅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寇口，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阁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此时的梁启超心急如焚，整日借酒消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也只能在苦酒与诗文中发泄不满、愤慨，表达永难平静下来的心情。八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气焰嚣张，步步进逼，而清军却士气萎靡，节节败退。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滞留威海卫军港，不再出战，将海上控制权拱手让出。随后，日军侵入辽东半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得北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梁启超与妻商议，暂离北京，试待后举。悲愤至极的梁启超离京返回广东，随后护送妻女去贵州避难。

1895年3月，康梁再次上京应试。阳春三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国家危在旦夕。师生在途中谈起进京目的仍以“广求天下之人才”为第一义，但也望高中进士，以求更大支援。沿途听闻清军大败，军队溃散，气愤异常。至天津大沽口外，日军强行上船搜查，更令康梁极为愤怒，颇感受辱。至京城，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去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日本为了逼迫李鸿章签订奇耻条约，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南占澎湖列岛，进窥台湾，北攻牛庄、田庄台等地，进窥津、京。铁蹄所到之处，惨绝人寰，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内廷备车500辆，准备迁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空前严重。

此时，应试举人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谴责主和派官僚。梁启超奉师命，连夜到各省会会馆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督察院，反对割地赔款，签订条约，要求变革。在梁启超的鼓动和湘粤举人的带动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各省举人拥之督察院，“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台湾举人最为气愤，更是“垂涕请命”。

随后，康有为决定扩大声势，联合十八省举人一起上书。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吁请光绪“拒和、迁都、变法”，由梁启超、麦孟华立即修改更正。5月2日，六百零三名举人###于松筠庵之“柬草堂”签名示威，文廷式、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人群把柬草堂围得水泄不通。

梁启超在会上宣读了《万言书》，陈时局，索道路。他说：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举人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更有甚者痛哭失声，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之时，清政府派军机大臣极力阻止上书，并遣亲信官员到各省会馆妄造谣言恐吓。但5月4日，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为首的数百举人仍然成群接队坐着车子，首尾相连约五里，浩浩荡荡开往督察院，呈递上书。督察院拒绝接受上书，原来清政府“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已于5月2日批准“和约”。　　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拯救民族的具体方案，标志着中国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想运动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开始成为全国性的知名政治人物，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的情形，让梁启超看到了维新的希望。

公车上书后，康梁投入到会试中。梁启超所写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官李文田看后，大加赞赏，决心录取。然而正总裁徐桐以广东举人“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弃而不录。后来李文田在试卷末尾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给梁启超极大的安慰。康有为录取后，因为是公车上书带头闹事人，被降为二甲四十八名。

此次进京应试，梁启超得以广交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公车上书成为梁启超的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社会，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开始其救亡图存的道路。康梁在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让梁启超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决心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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