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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赛季，在与多特蒙德的比赛中，我是最具有杀伤力的入。

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穿上了10号球衣，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出场了，并且用各种方式得分，就像我在瑞德维流浪者踢球时那样。比如在塞尔赫斯特公园与温布尔登队的那场比赛中，我冲锋陷阵，是中前场最活跃的一个人。又比如在第一次遇到维多利亚的那天，我在斯坦福桥体育场与切尔西队比赛时的那脚凌空射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当年PFA

最佳年轻球员的称号。当你在英格兰超级联赛中每个星期都能感受到来自对手那里的肯定，你就不由自主地会觉得你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作为一名曼联队球员，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们有这个国家最好的教练，毫无疑问我们也拥有最好的第二号人物。在布莱恩·基德离开老特拉福德、出任布莱克本的经理以后，老板说过一些对基德不恭敬的话，但我认为他们组成了一支伟大的队伍。我认为，基德是一个好教练，就像每个与他共事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曼联，他在乡下老头与球员之间做了很多工作。每个球员都能感觉到布莱恩是“我们中的一分子”。在训练或者比赛之后，没有人需要注意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基德会和其他人一起开怀大笑一场。

基德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严肃。我们在训练中真的非常刻苦，但只要基德在，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因为他使每个环节都颇具特色。这样一来我们从不感到厌倦，而且新的程序总是让球员们感到新奇。斯科尔斯、尼基·巴特和内维尔甚至比我更早认识布莱恩，因为他们一直呆在曼联队。我想这也是他能够把俱乐部各等人员的关系处理得如此之好的原因。他在老特拉福德期间经常缓和人们与乡下老头的冲突，我知道，我不是惟一为此需要向他致谢的人。他从不与教练作对，或企图以任何方式削弱教练的职权，但我总是感觉他是为球员着想的，这使足球更衣室里充满了愉悦。

更衣室也的确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对于失去欧洲杯感到很失望，可是1997年5月，我们蝉联英格兰超级联赛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最终我们以7分净胜球胜出，这可不仅仅是一两轮的胜利。利物浦、纽卡斯尔联队和阿森纳都曾在赛季不同的时期领先。我们因为其他球队的失误而提前几周夺得了冠军，这看起来有点奇怪。那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在老特拉福德以3比3战平米德尔斯堡，如果有哪场比赛加利·内维尔进了球，你就不会忘记那场比赛。星期二，利物浦一这支惟一能阻止我们获得冠军的球队，将在塞尔赫斯特公园有一场电视直播的比赛，我和加利呆在本·托恩利的家中，准备观看这场比赛。我不喜欢关键时刻在电视上观看足球比赛，在这种得失攸关的时刻，我无法忍受那种紧张。我和加利终于走出去散步，错过了整个下半场的比赛。

等我们返回时，温布尔登赢了，这意味着我们成为了冠军。一般情况下，在一场你踢进了一球的比赛胜利告终的时候，你可以尽情地发泄一下，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回到休息室里。1997年的那个晚上，我们却坐在本·托恩利的房间里。我们打破了俱乐部的宵禁规定，这可是我惟一的一次。我们将在星期四与纽卡斯尔联队有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本来应该呆在家里，早点上床睡觉。其实，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嗜酒和喜欢泡吧的人，但那个晚上不同。我们赢得了英格兰俱乐部联赛！这不是应该呆在家里的时刻，于是我们三个跑出去，来到曼彻斯特城里多喝了一两杯。

我相信老板会知道这件事一他知道每个队员的所有事情一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其实这并没有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在两晚之后与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中战平了。

我想那个赛季真正的大赢家或许就是我的手机运营商了。我很快意识到：我已经为维多利亚感到疯狂了。我发现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着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和她在一起。我们相见之后，她马上就与其他辣妹飞到美国去了。我们整小时整小时的通话，账单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但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值得的投资了。

有几次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我紧张得几平不能呼吸了。真奇怪，在电话里交谈就完全不同了。把我的一切生活一以及我的感受一告诉这个迷人的女人，听她谈论这些事，看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等她返回伦敦时，我们感觉彼此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开始寻找答案，我们对对方都意味着什么。我们频繁通话，手机公司还以为我们在谈一宗大交易呢，随它怎么去想吧。

花店老板也从我这儿得了不少好处。我给维多利亚预定的每一家宾馆送去鲜花，每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每天送一枝红玫瑰。我没法等到她回来。也许人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充满着迷人的晚会的：明星、奢侈、闪光灯。这是何等的误解！能够有时间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约会以开车游荡、被一个中国老板娘赶出来、坐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而告终。第二次约会也同样低调。我们安排在另一家叫“城市边界”的酒吧的停车场里见面，够时髦吧？路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把车停在一个加油站，然后去买口香糖，正当我准备开车离开前院的时候，我看到维多利亚也来了。她下了车，做跟我同样的事情。她这是呼吸点新鲜空气，还是来点什么稳定住神经？都有可能。我把车开到“城市边界”，停好了车。

等维多利亚到达时，我下了车，走向她的MG，坐进她旁边的座位。我记得就是那么一辆小车，可它的驾驶座与副驾座之间却有那样大的间隔。我们哪儿也没有去，只是交谈。我们还接吻了，是第一次。在训练中，我的手受了伤，维多利亚把手伸到我这边放手套的小隔间里，拿出一种植物的小枝条，这是一种芦荟一类的植物。

“它将治好你的伤。”

她用小枝条在伤口上揉搓，然后递给我。我肯定是在电话里告诉过她关于我受伤的事，她就把它带来了。我记得，一两周以后，我在冰箱里看到了被装在袋子里搁在架子上的那种植物已经开始腐烂。无论如何，那时候这种植物所包含的魔力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城市边界”酒吧停车场的那个晚上，我最终感觉到，至少是憧憬了整整一年的梦想开始成真。

第二天我开始发疯了。我订了玫瑰和一个Prada的提包送到维多利亚的父母家里。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能够在流行一时的东西里发现喜欢和不喜欢的特色。我现在仍然会想要送那样的礼物，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如果你爱某人，你就想好好待他们，让他们吃惊，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不管那是不是意味着周末一起出游，或者是在早晨捧上一盘心形的水果。我知道维多利亚认为我那样很浪漫，也许有些人读到此处会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但我就是这样。我现在感觉很好，因为我看到布鲁克林对他的弟弟或在学校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他也很照顾别人，对人很温和，确保别人都很好。我想这是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的一种性格特征，大概就是一个人会长成什么样都是来自于他所看到和学到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它们则是与生俱来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它们再传递给下一代。

我和维多利亚再见面的时候，决定由我来开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去哪里有了更好的主意。维多利亚的妈妈和她的弟弟克里斯汀把她捎到“城市边界”的停车场，那是我们最喜欢的偏僻的约会地点。当维多利亚走出她妈妈的宝马车时，克里斯汀侧过身对他妈妈悄悄说：“哦，至少他有一辆过得去的车。”

我从哪篇文章里读到过维多利亚喜欢Aston　Martins牌子的车，于是我设法从一个展览厅借到了一辆这个牌子的新款DB银色车，我告诉销售人员我正在考虑买一辆。当然，如果维多利亚觉得这辆车的确不错的话，我很乐意买下它。在我们经历了一两分钟“不知道你想去哪”的这类常规问题以后，我们决定沿着公路去南端，那是我小时候经常与父母、琳恩、乔安妮一起去的海边。在这个时候，谁会在乎海滩如何以及后面的大海又是如何？我们将全身心地投入，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可是，当我们沿着北部环海公路驾驶时，我突然意识到这辆疾驰的新车里连张地图都没有。更糟的是，我忘记了路。要知道，以前总是爸爸开车带我们去，而我只是坐在后面跟乔安妮忙东忙西，顾不上在意我们究竟是去哪里。

我不能告诉维多利亚甚至在离开伦敦以前我就迷路了，因此我一直往前开，后来我才发现这是通往剑桥大学的路。我们停下车，走进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吃比萨饼，毫不在意有人转过头来不自觉地多看我们几眼，对我来说，那里就像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样。最后我们开车回到伦敦，我把她送回她父母家。与前几次不一样，这次更像一次正常的约会：两个人一起吃顿饭，尽管吃饭的地点在我们计划要去的地方以北70英里。

下一次的约会也很称心：在切尔西的一家电影院后排座位上。

我们看的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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