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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刘政委回来了，我和刁仁义向他打听杨云禄的情况。老刘政委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杨云禄，他也不大清楚，只听说是不久以前才由地方到红四方面军的，开始很积极，可是后来觉得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地吃不消，又因为是知识分子，在红军里面不受重用，就经人介绍，想到我们这里来。老刘政委觉得知识分子刚参加革命，在正规部队里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些年我们和上面的联系一直不通畅，走了不少弯路，杨云禄毕竟在四方面军呆了些日子，行军打仗不行，帮我们找找关系保持联络至少还可以，就同意了。我问：“红军里真的不重用知识分子？”

老刘政委摇摇头：“岂止是不重用，听说还杀了不少人呢。这次开会还传达下来一句话，说是要改变川北地区知识分子掌握党的领导权的状况。我想派个知识分子下来，也许比……哦，不说了，我们现在的关系虽然直属川陕省委和四方面军，但是隔得这么远，又在敌人的心窝子里，很多情况不了解，也不好乱说什么。再说我们的情况也比那边复杂得多，主要靠我们自己来处理。杨云禄的事，大家多留心就是了。”

这场斗争就这样结束了，由于处理仓促，留下了很多后患。

暗渡陈仓

整治了苏同久和徐月路之后，我们把队伍作了短期集训，仍然分散开去活动。刁大哥回三块石，我到魏家沟。这时驻在罗渡溪的一支队伍，也是土匪改编的，很野，怕出问题，就叫周辉同去当队长。周辉同到了罗渡溪，住在马福林的栈房里，见事就做，帮马福林经营栈房，出了不少力，马福林的一个女儿马诚贞就和他好了起来。周辉同把这事跟组织上说了，老刘政委和玉璧商量了一阵，同意他和马诚贞结婚，但不知马福林的意见怎么样。玉璧对他说：“你去找你大姐，她一说就会成。”

周辉同就脚跟脚地缠着我，要我马上就去说。

我说：“不要慌，这事我负责。只是没有谈妥以前，你不要过往太密了，罗渡溪的人很封建，怕别人有闲话。”接着，我就把马福林找来，问他：“听说你家诚贞还没有订婚？”

“是呀，没有合适的。”

“你想替她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

“当然要我们的人，党员更好。”

我就说：“搞革命工作要吃得苦，你看周辉同行不行？”他想了想，说：“他这人还好，经常来帮我做这做那，老大老实的。”

我又说：“那你看这个人户放不放得呀？”

他说：“我去问一下廖姑爷。”

我看他说了半天还是要问，就说：“问他不如问我呢。”

“那就行了嘛！”马福林点着头，笑得合不拢嘴。

这事就这样说妥了，周辉同高兴得不得了，一天到黑走路都在笑。夏林几个见了就拿他开玩笑：“看你这家伙憨痴痴的，怎么这事倒抢在我们的前头？你看我们几个，一不缺鼻子二不缺耳朵，怎么就没有妹子看得起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夏林你心慌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下次有合适的我首先就考虑你。”

夏林一见我认真了，忙说：“大姐，你别，我的命不好，脑袋吊在裤腰上干工作。你经手的妹子，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跟我来吃苦，值不得值不得。”

李仲生推他一把：“你装什么正经，这对革命工作也是有利的嘛。多一个兄弟媳妇，也好给大家缝缝补补。现在大姐顾不得我们了，再下去都要成叫化子军了！”

周辉同自小被后娘逼出来，没家没业，也没什么积蓄，可这毕竟是我们几个骨干中第一个结婚的，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婚事一定不能办得太草率，让人家看不起。我们研究了一下，便挤出一笔钱来，给他置办贺礼，换了一对银戒指，扯了两套衣料，还有铺笼帐被，齐齐全全的，马福林一家都很高兴。

我守的魏家沟，是一个穷乡，加上这年天旱，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们没有吃的，把梧桐树皮、胡豆叶子都采来吃了，山上的黄泥巴也说成了观音土，当作饭吃。这对我们整军很不利，组织上就指示我们迁到长生寨。这是广安境内最富的一个大寨子，上面分大寨、小寨，非常严密，附近的武家乡、严家乡，也是土地肥沃收成好的富地方，糖食供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决定把大部分人扯过去，三百人在三块石寨上留守，其余的到岳池文昌寨、姚市桥和广安天池驻扎。

罗渡溪是个很重要的水陆码头，周辉同在那里又干得很好，我们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点。队伍要开拔了，周辉同赶来送行，眼浸浸的。我对他说：“现在你的身分不是我们的中队长，而是马福林的倒插门女婿了，今后要注意隐蔽，守住这个码头，出不得问题。”周辉同很严肃地点点头，说：“我晓得，祝你们早点把队伍整顿好，我们好早点和红军会师。”说着又凑近我，悄悄地问：“听说大哥和老刘政委他们派仲生去谈判，又要接受杨森的‘招安’了？”我说：“你别乱猜，我们做事，总是有原则的。你大哥和军阀打了十年了，要想去当官，还等今天？”

队伍开到长生寨，老刘政委、玉璧、刁大哥都在寨门口迎接我们，旁边还站着斯斯文文的王道纯，见了我很热情。王道纯出身很贫寒，后来从遂宁师范毕业，当上了岳池县县立高小的教务主任，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就连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也被军阀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扯起棚子，进了绿林。第一次起义时，他就和我们协同作战，后来和玉璧的关系越是密切，入了党，成了我们一个支队的领导人。

队伍一进长生寨，就召开了一个干部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纪律问题。老刘政委说：“这是个大寨子，过去时常受到杨森的军队和土匪骚扰，现在一听说有队伍来驻扎，群众就有些惶恐，一些人还跟着地主跑了，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群众的关系，任何人不准乱来。”

玉璧接着说：“我们这次整军和往次不同，人多，新战士多，有的干部还带了家属，是夫妇俩。当地老百姓有忌讳：宁愿让人在家停丧，也不愿人在家成双。如果要住在一起，就必须出钱租老百姓的房子，还要敬神。”

大家又讨论了一些条文，第二天就以我和刁仁义的名义出了张布告，写上三大纪律：一不许背枪下寨；二不许骚扰百姓；三不许调戏妇女，违纪者枪毙。另外又通知夫妇俩同住的，必须向老百姓立家约，租房子。

布告一贴出来，就有了规矩。近千人住在长生寨，队员们平时连寨门都不出，操练完了去帮老百姓干活，莫说工钱了，连饭都不吃。寨上有一家大户，主人叫李华堂，和玉璧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原来在成都教书，后来生病回家休养，就做起地主来。因为是熟人，又事先和他联系过，见我们来了很热情，硬要把他儿子媳妇的新房让出来，给我和玉璧住。我们就把机关搬了进来，把他儿媳妇的新房做了机要室，当然由我一个住着；还在房檐下搭铺，住了一百多队员。早晨起来，队员们悄悄地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李华堂打开门出来一看，感慨得不得了，找到玉璧说：“老兄，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队伍，这么多人驻在我的房子里，怎么就这样清风雅静的？好！就是和杨森的队伍不一样。”说着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找人抬了六头大肥猪，还有两缸陈年好酒，敲锣打鼓来慰劳我们，说是表示全寨百姓的一点心意。老刘和玉璧见这么多东西，一定要给钱，推来推去他们只收了三头猪的钱，另外三头李华堂说是他自己的意思，怎么也不收，还把玉璧拉到一边悄悄说：“有一头猪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和玉屏一定要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