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和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谢野晶子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学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说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象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那一天应该举行庆祝的欢宴。但是他们愿意邀请一些同情者和给刊物直接、间接帮过忙的人来同乐。应该有游艺的节目,应该赠送纪念的特刊,应该将刊物大量推销,应该编印新的小册子。大家都激动地想到那一天的情形。
正式的会议暂时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先离开。纪念会的五个筹备委员便留在张惠如的家里继续讨论。张惠如虽然不是委员,也留在客厅里旁听,还不时往内外奔走给客人拿茶水和点心。
五个人热心地而且快乐地谈着。这里没有争辩,每个人轮流地增加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互相补足,融合成一贯的主张。五个人的意见终于成为一致的了。
纪念刊由方继舜编辑;游艺节目改为演剧。邀请同情者和友人参加,名单由黄存仁与张惠如根据通信等等决定。纪念刊的印数应该增加一倍,在报上刊登广告免费赠阅,还托人在各学校里散播。至于会场的选定和租借,议决由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负责;小册子的编印却是觉民的职务(这个工作并不烦重,只是选出几篇旧文章编好付印罢了)。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他们(五个筹备委员)把重要的事情完全解决了。
会议完毕,张惠如弟兄挽留众人在他们的家里吃午饭。琴想到这时在高家等候着她的芸和淑华姊妹,便推辞了,觉民也坚持要回家。张惠如弟兄虽不再挽留,但是程鉴冰还依恋地拉着琴讲话。觉民和黄存仁也就安静地等待着,不去催她们。她们的话一直讲不完,张惠如的姐姐叫老女仆端了面出来。众人只得围着圆桌坐下吃了面。
“惠如,你们的姐姐真好,”觉民吃完面,放下碗,羡慕地称赞道。
张惠如笑了笑,得意地说:“她很喜欢你们。她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们在我们家里吃饭。”
“我们姐姐待我们的确不错。不过她如果晓得我们在干这些事情,她一定会吓坏的,”张还如说着,张开嘴哈哈地笑起来。
“她就不会晓得吗?”程鉴冰关心地问。
“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我们信的是什么外国教,象耶酥教那一类的。她想读外国文的人信外国教总是不要紧的。她还夸奖我们很规矩,”黄存仁带着温和的微笑插嘴说,他从小就认识张惠如,他知道张家的情形。
这几句话使得众人都笑起来。
“你现在热天还穿棉袍吗?真亏得你!”程鉴冰忍住笑问道,她听见人说过张惠如热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没有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热天穿着棉袍出去,把棉袍送进当铺去换钱。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不必当衣服了,”张惠如高兴地笑答道,“我可以向我姐姐多要钱,她总给的,她这一两年很相信我们。”
“你说话小声一点,不怕会给你姐姐听见?”琴止住笑担心地说。
“不要紧,近来她的耳朵不大好。而且她很相信我们,不会偷听我们谈话。”张还如放心地笑答道。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张惠如一面笑一面说:“以前我姐姐常常劝我结婚,她甚至于想给我订婚。我没法应付她,就说读外国文的人相信外国式的自由恋爱。她也就不再说给我订婚的话了。不过近来她的老毛病又发了,她缠着我问我有没有称心合意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打算结婚。她把我缠得没有办法,我就把去年演完《夜未央》我和陈迟两个照的相片拿给她看,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倒很相信,还很高兴。她还说,她喜欢这位小姐,要我请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