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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2）

一濑敬一郞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有200多名律师报名义务服务。为了便于行动，推选一濑等担任为原告辩护的任务，组成原告律师辩护团，公推日本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作为事务局长的一濑，负责辩护团诉讼日常事务，他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制作的。

辩护团确定首次起诉时间为1997年5月30日。一开始，辩护团认为原告在30名左右比较合适，因为10名以下不足以说明问题，而50名又会因为申请免除诉讼费用、准备材料而工作量太大，辩护团无法承担。

辩护团确定的可以作为原告的条件是：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父母的人；由于细菌战而失去兄弟姐妹的人；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人；由于细菌战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这四个条件中具备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原告。

没有想到的是，愿意作为原告控告日本政府的人达到了108人，他们是191位死于细菌战的人的亲属和3名身染疫病而幸存下来的人。

108人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很多律师都是义务在做这项工作，他们常常是利用休假拿自己的钱来做，有时候时间很有限，但工作还要赶出来。仅义乌崇山村，日本律师就来了8次，律师调查团来了4次，会谈了54个家庭。他们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翻译全部由王选顶下来。日本人做事极度认真，晚上的时间整理录音并把它们打印出来。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王丽君、胡贤忠作为原告出庭。

当听到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的消息，在日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特地赶来，成为唯一旁观了开庭的中国人。

开庭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王选带领的原告团和一濑带领的辩护团分别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一濑的律师事务所，徐勇看到一濑和夫人以及参加辩护的律师们一直忙碌着。到了深夜，律师们离去，一濑和夫人还在忙。晚上三四点的时候，徐勇实在钉不住了，在一濑的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濑房间的灯还亮着。一夜未睡的一濑，第二天一早就携夫人前往法庭参加开庭。

此时的王选也是一夜未眠。这时她带着两名原告赶到法庭。大家在法庭外汇合之后，先进行“揭露”，由原告们向日本民众演讲、游行。游行的队伍前面走着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郞和王选，大家拉着一条横幅，这是一濑敬一郞前一夜准备好的。

王选要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进行一个陈述。

在等待开庭的时间里，律师、原告、教授四五十个人在喝着咖啡，王选因为一夜未睡，也因为紧张，手脚变得僵硬起来，在场的徐勇很为王选担心：在这样重大的时刻，不能出现差池。

“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因为它太重大了，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王选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渐渐地她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情绪起来了，她特有的执着的劲头又回来了。

王选为了她的法庭发言，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好好吃饭，千字的发言，她思考了整整一个月。闭上眼睛，王选就想到了一个一个身体蜷缩着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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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征途的起点（1）

王选感到一种逼迫

又一个老人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诉讼开庭的那一天。王选来到崇山村，王旌昌的儿子拉着王选的手来到老人的遗像前：“我父亲临终前给你写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一定要我交给你。”王选拿着厚厚的控诉材料，一下子就哭了。

“我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王选替我出这口气。”

看着一个又一个历史见证人去世，王选感到一种逼迫。

崇山村因细菌战死过人的208户，30个原告，从诉讼到现在的十年间，已经有10个人逝世了，剩下的20个，身体也不是太好，有几个已经八十多岁了，话都讲不清楚了，再让这些人到日本去出庭，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人也一天天地老去，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在王选身边一个个地滑向死亡的深渊，巨大的悲凉和巨大的压迫如影随形般地追着王选，让她喘不过气来。

王选在王旌昌的遗像前点燃一炷香，闭上眼睛默默祭祷，眼泪从脸上无声地滑落。她想起了三年来所有的辛苦和艰难。想起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了开庭这一天的到来，从1995年到现在三年的努力。

她想到了王培根。没有王培根和那些老人们的努力，就不会有向法庭递交的调查报告。从义乌区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投入细菌战的调查和诉讼，现在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

还有七十八岁的王荣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在交出调查报告的时候倒下了，住在医院里，喉部被切开，呼吸困难，心里还惦记着细菌战诉讼。

善总是悄悄潜伏着

那些日本人做这件事，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到中国调查的全部费用都是自己掏。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遭到日本右翼的打击和排挤。

人类的至善与至恶如同冰与火一般地交织在一起。王选想起了那个看管六个“试验材料”的松本博，在说出邪恶的事实时，这位老人也亮出了内心柔软的部分——善良。

他给这些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烟抽，想办法不让烟冒出去被人发现，他和中国人说话，中国人叫他“小男孩”。

他一回到家就告诉了母亲他在中国做了什么，她的母亲说，你是个罪犯。他结婚之前，他告诉未婚妻自己是一个罪犯，让她做出选择。在这么强大的恶面前，善总是悄悄潜伏着，再暴虐的恶也无法把它泯灭。

王选说：“有一次，一个七十多岁的日本老兵，面对众人，面对越洋传输到美国的电视镜头，坦白自己在中国强奸过一个少女，然后把她带到军营里作慰安妇。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击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