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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