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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生命，给贫困的家庭尽管带来了新的困难，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温馨和希望。旧历“小年”是一个吉庆的日子，第二天又恰当“立春”，家里人便给他起了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叫庆春。

在那个充满灾难的时代，吉祥的名字当然不能保佑他免遭苦难。他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了北京城。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反洋教斗争的怒火燃遍全国。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巨大的声威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这使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为了扑灭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焰，并进而公开瓜分中国，悍然组织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一九○○年八月初，近两万名侵略军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沿途他们遭到义和团民的袭击，几乎不能前进。八月十四日，野蛮的侵略军攻入北京，那拉氏挟载氵恬和亲信王公大臣，换便服仓皇出逃太原、西安。留在城里的义和团民和清政府部分爱国官兵，对侵入城内的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筑起街垒，用枪炮、大刀、木棍，甚至拳头，同侵略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

老舍的父亲叫舒永寿，当时他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虽然处于普通士兵的岗位，但是爱国的热忱和卫护皇城的职责都促使他必须坚守阵地。他同行伍中的伙伴一起，用老式的抬枪抗击着敌人。这种抬枪自然是极为落后的，必须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他身边的火药打燃，同时烧着了身上带着的黑色弹药。他全身烧肿，爬到南长街的一家粮店。粮店的人全跑光了，他就那样痛苦地等待着死亡。后来他的表侄（也是旗兵）到粮店找水喝发现了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他把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表侄，这就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在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八国联军的乱兵杀死的血腥日子里，谁又有办法去寻找亲人的尸首？他是这样忠勇地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是应该被称作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烈士的，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旗兵。（注：据舒乙在《老舍的童年》中考证：老舍的父亲死于南恒裕粮店，这个粮店座落在南长街上。“现在的门牌号是南长街七号，距西华门很近。……眼下是个焕然一新的副食店。由前门出发通过天安门广场，沿西长安街往西，到第一个南北向的大街，往北拐，大约一共三里路，就到了这个当年的粮店，这条路是当年老舍父亲被烧后痛苦爬行的路线。”）

历史上还曾经这样记载：侵略军攻占北京以后，曾明令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士兵无例外地都参加了这种可耻的、野蛮的强盗行径：“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注：仲芳式：《庚子记事》第35页。）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34页。）

老舍一家，同北京千家万户一样，遭到了侵略军的洗劫。

老舍的家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叫做小羊圈胡同的深处。据胡絜青、舒乙考察，这个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当年老舍家住的小院“现在是八号”。这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住户大都是赤贫的人们。（注：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正红旗下·附录》。）即使是这样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这样一些贫苦的人家，侵略军的魔爪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成群结伙，一天不知来几趟，如狼似虎，胡作非为。搜抄老舍家时，不满两岁的老舍正酣睡在一只木箱附近。这伙强盗搜捡木箱，把木箱搬起，箱底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然后顺手把箱子扣在了老舍身上。这伙强盗扬长而去，母亲进屋时，老舍还被箱子扣着。酣睡救了他一条命。不然，只要哭出一声，灭绝人性的侵略军就会顺手给他一刺刀。

老舍后来这样追忆：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会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样，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最早播在了他幼小的心田；中华民族的沉重的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旗人之家

老舍一家都在旗籍：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母亲马氏属正黄旗；他的亲戚中，大姐丈一家也在旗籍，大姐丈名义上是骁骑校（骑兵里的小军官），虽然事实上并不在军中服役；同老舍一家住在一起的姑母也是旗人，虽然幼年的老舍一直未弄清楚姑父的具体身份，但姑父去世以后，姑母每月领好几份钱粮却是事实。

旗人是满人的代称。做为一种军事编制的八旗制，是一六一五年由奴尔哈赤确立的。以旗的颜色组成兵团，有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为八旗。奴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以子侄为代，分别统率各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八旗制把满族的男人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制把满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这对于满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当初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军制在满族大军攻入关内，灭了明朝，建立清朝以后，并未取消。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即将其圈占的一部分旗地分配给满族兵丁，同时又规定八旗官兵粮饷制度，按月发给饷银，每年发给饷米，是为“钱粮”。如同任何事物无不包含有两重性一样，八旗制到后来也逐渐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清政府为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规定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其它驻防地，不得擅自远离，更不许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规定，束缚了旗人的手脚，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自谋生计的能力，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加之，旗人分得的份地是固定的，“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八旗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这样一来，新增加的人丁不能全部当兵领饷，也不可能再度分到土地，清政府又限制他们自由营生，结果迫使大批八旗“余丁”陷入无以为生的绝境。八旗制发展到后来，成为满族人民的一种桎梏，它使一部分满族走向腐化、衰朽，它使大部分满族人丁落入贫困的深渊。

对于旗人荒嬉奢侈的景况，少年的老舍是亲眼看见了的，他曾经在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样记述了他少年时期的印象：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注：《正红旗下》。）

当然，给予老舍以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旗人的荒嬉，更多的还是旗人的贫困。

老舍一家属于旗人中的下层。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都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微薄的收入，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父亲去世之后，按规定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银子，加上哥哥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这对于四口之家，是太困难了。（注：据舒乙著《老舍的童年》记述：“老舍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大姐、二姐出嫁以后，家里剩下三姐、三哥、老舍和母亲。）老舍后来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注：《勤俭持家》，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

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生活给予他的最初的磨炼，接受了母亲给予他的“生命的教育”。

母亲马氏，娘家在北京郊区十间房。她的父母去世得早，从小寄居在隔壁的姑姑家。十间房村一共住了四五户人家，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农忙时候，孩子、妇女都要下地干活。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劳动习惯。她的身体也相当结实。父亲去世之后，她不仅以自己的终年的劳作支撑住一家的吃穿用度，而且以她坚毅、无畏、勤俭、淳厚的品质培育了老舍的性格。

为了孩子们，她含辛茹苦。她在小学校里当过佣工。她给人家洗衣裳和缝补。因为常年在冷水中浸泡，手终年是鲜红的和微肿的。晚上，一灯如豆，她同三女儿为人缝补，直到夜深。她终年劳苦，却从无怨言。坚忍和乐观使她永远对生活抱有一种希望，即使在困窘的生活境遇中，她还是忙里偷闲地把屋子收拾得清清爽爽。破旧的桌椅经她擦拭之后纤尘不染，柜门上残损的铜活也明光净亮；院子里父亲手栽的几棵石榴和夹竹桃，在她及时地浇灌和修剪下年年开出鲜艳的花。幼年的老舍，在无言中接受着母亲的熏陶。他总是跟在母亲和三姐的身后，她们浇花，他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他就撮土。他从母亲那里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母亲又是好客的。她绝不因为手头窘迫而冷淡来看望的亲戚。老舍的舅父与表哥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买肉，这使母亲极为不安，可是能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饭，又给她一种喜悦。她聪慧、手巧，加以有一副热心肠，非常乐于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是有求必应的。谁家的婴儿要洗三，她总是欣然前往；谁家的孩子要剃头，只要说一声，她总是能细巧地把小脑袋剃个青溜溜的放光，而又绝不使孩子哭闹；谁家少妇需要绞脸，她也能操纵着细线十分耐心地把人家的脸给修整得清洁而又明净；谁家的孩子发痧，她又是刮痧的好手。她待人宽厚、和善，从不与人逗气。在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道德的力量，有一种同命运抗争的沉勇的气质。在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