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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们以证人身份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采访报道中得知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采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采访报道诚然是～种历史的叙述。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采访报道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录史料一样，对采访报道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采访报道的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采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采访，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采访的结果自然也一样了。

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历史著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了我与之有联系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采访报道。对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猛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著、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道，内容是说“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道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采访，却为何偏偏不去采访此人，不写此人的采访报道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道也删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棱两可的报道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道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道，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采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道。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道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吗？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