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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囡很快与某人坠入爱河，在我激烈地反对下……离家出走，与某人一起私奔，远走高飞。

一怒之下，我痛下杀手……’

以上纯属想象，肥皂剧看多了的结果。喜欢迎难而进，不畏艰险，越是劝阻就越来劲，心理上的受虐狂，还是有的。好在我的囡囡不是。

囡囡回答，“知道了”。

董嫣然虽诧异于我的要求，却还是很重视我的态度。于是，事情就是如此了。隐隐约约流露出的一丝影子，转眼间就悄无声息的消逝了。

收到警告的伏宫见鸟羽，在学期结束后，转学去了英国。

……

因此在早餐的时候，我和三女多聊了几句，女儿向来与父亲亲近，她很高兴的与我说起她的未婚夫，说起中青会义务演出，以及他们募捐救济失业者的情形。

囡囡的未婚夫姓周，叫周少川。

周少川，浙江人，出身读书人家，为人儒雅，风度翩翩，是极有名的美男子，学识人品都不错。只是他家境贫寒，年龄也大了几岁。

家境倒不是问题，董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然，年纪大上七八岁，是差的多了点儿。这点儿疑虑，在与周少川接触后，就很快消失。周少川城府很深，机智多谋，就是魄力差了点儿，也是个罕见的人才，我也就随女儿的意了。

中青会义务演出是从夏天开始的一系列演出，音乐会、戏剧、演讲等等。董嫣然是安庆大学中青会的文娱干事，自然忙的不可开交。

这些演出是为了救济失业人员，而募集资金。演出筹集来的资金，自然是杯水车薪。不过，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帮助一个是一个，总比没人理会要强。况且，培养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本就是中青会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

中青会募集资金后，对安庆市及周边环境，进行清理整治，从而不断招募一些儿携家带口的工人。同时，资助部分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一般地说，学生义务教育免学杂费，还有一定补贴和奖励。高中以上的费用也不高，但危机一来，还是有学生失学。中青会资助的，就是这些学生。

从年初开始，街上的乞丐激增，付不起房租的人干脆到公园里、广场上搭起帐蓬为家，公园的长椅上坐满了失业的男子。学生毕业后没工作，成群结队在街上闲逛，还有人挨门挨户的问有没有零活可作。

民政部的救济工作已经开始实施，原则与之前说过的一样。

所有家庭成员的月收入加在一起，低于人均1。4元钱；且家庭财产仅有房屋和家具。符合这两点的，才能的到救济。救济是提供食品，按家庭人口发票，用票到商店去领取食品。

1914年，联省仲裁法庭开始评定“最低工资”。在当时是0。25元一天，这是一个五口之家维持当时“说的过去”的生活所需的最低金额。这一标准被接受为无技能熟练工的最低工资，而技工的最低工资在此基础上根据技术难度递增。

因为危机，仲裁法庭　1930年　1月把“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了　10％，为0。32元一天；合每月8。0元钱。

人均1。4元，就是把最低工资标准再缩减12。5％，而计算出来。如果一家之中有一个人有固定工作，家庭收入就会比超过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不享受救济。

民政部的救济，人均每月在一元钱左右。其中，老人和儿童略多一点儿副食，普通成年人就只有玉米、盐等少量东西了。吃饱倒不是问题，但每天窝头、咸菜就大碴子粥，让生活一下子回到二十年前。

此外，中小学校每天还有课间餐，式样二十年不变，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和一个包子面包烤饼。

在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内阁反应迅速，措施得力，使中国经济情况要比美国好很多。然而，在中国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

很多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本来就只是勉强维持。如今销售价格一降低，企业立刻变成亏损状态。这些企业本身既信用低，又资金少，技术通常也落后，在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只好关门大吉，以避免更多的损失。

破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却同样也有大型企业破产。

通常来讲，企业规模越大，产量越高，生产成本就越低，也就越有竞争力。在技术和资金上，大型企业也占据优势，一般不会轻易倒闭。

但凡事都有例外，包头钢铁公司的破产倒闭，就是例外中的例外。

1930年2月，包头钢铁公司破产倒闭。消息一经传开，就轰动一时。

周学熙是袁世凯的钱袋子，也是著名的企业家，他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他在实业界的地位可见一斑。“贿选”战争后，我对北平政府官员网开一面，只是在经济上清理了一下。周学熙自然也平安无事。

一年以后，周学熙还趁着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良机，把英国商人欺诈获得的开滦矿务局重新赎回。

那时候，周学熙手下两大企业，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和开滦煤矿有限公司，都是中国极为著名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很早就在安徽设立工厂，其生产的“马”牌水泥，占据了中国四分之一的水泥市场。周学熙也因此被称为“水泥大王”。

然而，周学熙在这时候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从而导致启新洋灰被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公司超越，在中国建材市场中占据份额连年下降，直至如今的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