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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父亲身患多种疾病，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而且每回犯病几乎都是半夜突发，生命垂危，急急忙忙送到医院，每次抢救一家人都要渡过几个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这样的日子我小时候经受得太多太多，以至后来对疾病有了太强的承受能力。

开始父亲住院是由母亲和我大哥陪床，二哥带着我和小弟在家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便是我二哥、我及我小弟接替着到医院“上班”。那些年，我们基本是以医院为家，和医院的大夫护士熟得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总盼着星期天快点到来，便可以到医院去看望父亲，中午在那里吃一顿饭店买的猪肉韭菜包子，十分惬意。后来回忆，吃饭时总会感到父亲、母亲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瞅着我们，但却从未想过那目光里包含有多少复杂的内容。直到我后来在省城读研时的一天，由于过度熬夜，突然晕倒，刹那间，一种濒临死的感觉涌上心头，许多个平日想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一遍遍在脑海中翻腾，孩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白发亲娘怎么办？我这才领悟到，当时身患重病的父亲母亲的目光是多么的无助，他们是担心有一天自己突然撒手西去，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子由谁来抚养成人呢？

母亲就这样一天天苦熬着，在相夫教子中渡过了漫长的十年光阴。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个出生豪门的富家小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天之骄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部队军官，在北方小城人们的眼中，母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没有工资收入的随军家属。

时光似水般地无声流淌。不知不觉，我们兄弟四个在父亲、母亲含心茹苦的抚育下渐渐长大成人。大哥参加工作结婚了，二哥参加工作结婚了，恢复高考之后，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当年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记得我临行前的头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将一块精制的瑞士梅花牌手表递到我的手中说：“大学不比家里，从此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没有手表在学校上课是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家里比较困难，拿不出闲钱为你买新表，妈妈老了，在家闲着也用不着了，你拿去戴着，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新表。”

接过带有母亲体温的手表，一时百感交集。

母亲闲散在家之后，只有两件使用多年的珍贵物品始终不离左右，似乎昭示着她曾经有过的工作经历。

一件是一辆红色的凤凰牌26式坤车，那是母亲转业时父亲专门买给她的，母亲骑着它渡过了在南昌工作的最后几年，带回北方老家后，这辆坤车一时成为稀罕物品，被人们争相目睹。那时候，谁家里有一辆大型金鹿或国防牌就非常神气了，整个小县城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鲜红的26型凤凰牌女式坤车。于是，邻里乡亲逢年过节走亲戚，结婚娶媳妇做满月都来借，又赶上母亲有求必应的大方脾气，很快小坤车就被骑成了一堆废钢铁。

另一件珍贵物品是母亲结婚时花了270元钱买的一块瑞士梅花坤表。

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块小巧玲珑的进口女表依旧崭新如初，分秒不差。我的心一阵阵酸楚，这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唯一纪念。小坤车骑烂了，手表再送给我，母亲的记忆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那年初秋，我就这样戴着母亲的手表，提着父亲在金门炮战中被炸了几个窟窿的牛皮箱，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列车很快驰离了鲁北平原的小站，我知道，从此我便带走了父亲、母亲辉煌岁月的凭证和记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沉甸甸的期望。

两年后，我四弟又考上大学，这时家境稍有好转，母亲便花了120元钱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男表，于是，这块梅花牌坤表又陪伴我弟弟渡过了大学生涯。当我摘下这块手表郑重其事地送到弟弟手里时，心里突然腾地升起一种历史传承的神圣感。

九　　磨难

也就是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年，喜事开始接连降临我家，江西省南昌市人事局寄来了为母亲落实政策的通知书。母亲终于苦尽甜来了！

实际上那已经是打倒“四人帮”的第四年了，南昌市人事局正式发来信函，信中大意是：当年对母亲做出了退职处理是不公正的，母亲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等等，经研究决定为母亲恢复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补发十年工资。但是信中又提出，鉴于当时南昌市需要落实政策的干部太多，而且母亲的档案已在“文革”中丢失，因此补发工资，需要等到半年以后手续完备才能办妥。如果只恢复公职，放弃补发工资，马上就可以办理，做何选择，请母亲决定。

许多热心人马上为我母亲算出一笔帐，补发10年工资的数额应该是1万元。

1万元呀，1980年的1万元，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眼睛发绿的数目。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有梦见过我的家里会有1万元的存款，可现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数额突然成为现实摆到了我母亲面前。

当时我家的外债已高达是3600元。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认为，10年磨难都挺过来了，为了这1万元，再忍受半年又有何妨。

然而，母亲再次做出了一个让外人瞠目而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决定。

母亲说，她准备放弃补发的1万元工资，马上恢复公职。

母亲的这一举动立时遭来一片质疑声，亲朋好友说什么的都有，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放着垂手可得的1万元钱不要，真是傻到了极点。

母亲却说，我象一只孤雁一样远离组织整整10年，别说再等半年，就是一天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没有人能倔的过母亲，何况父亲自始至终笑咪咪地站在一边不表态。很快，组织上为母亲办完了平反昭雪的手续，母亲摇身一变，从一个随军家属成为了一名离休干部。

母亲领到第一个月离休金时，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不再需要你来养活，我又可以自食其力了。”

不久，大姨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小城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原来还有着众多日渐吃香的海外关系。这使那些梦寐以求的出国迷人羡幕不已。于是，有的好心人便劝母亲：“加入个民主党派吧。现在民主人士地位高，凭你的学历、出身和经历，在政协里弄个一官半职非常容易，政治上遭了半辈子冷落，到老了也应该风光一把。”

父亲也开玩笑地说：“怎么样？一辈子没有入上党，现在入个什么派还来的及，看行情肯定比我这正牌共产党吃香。”

母亲却很认真地回答：“我从参军入伍的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虽历经坎坷，不曾被党组织吸纳，但也绝不会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而追赶时髦，丧失晚节，放弃追求了一生的理想和信仰。”

此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党派合作，越来越重视海外关系。但母亲始终没有入过什么民主党派，无论是身边的什么人，因为冒出了什么海外关系，加入了什么派，一跃成为了党外的什么长，她从不为之心动，只是依旧平静地看她的书，读她的报，写她的日记，带她的孙子，生活的充实而有规律。似乎培养第三代接班人，比入什么派、当什么长都来得重要和实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