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军的旧事重提,引得夏春芳直发笑。嗔斥道:“还提你自己那些丑事,都羞死人了!每天就象块橡皮糖似地粘在我们银行,里里外外打转转,都快成了我们银行的职工了!”
常建军骄傲地笑道:“这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做生意嘛,哪儿有不求人的!过春节时,我给你们银行送去一卡车大闸蟹,你们银行的同事哪个不争着要,不夸我这个银行的姑爷好!我们难道就没有风光的时候!”
“现在银行自行长到处长到科长到普通职员都已认可你们做的进口鱼粉赚钱了。可当初放货款的时候人人都是手里攥着一把汗呢!想想这事直到现在我还后怕呢!”夏春芳容光灿灿的笑着,笑得花枝乱颤,让人见了心口扑扑直跳!
接着,她又说道:“有了这第一单鱼粉做底,下次你们公司货款就不会这么难了。前两天我们行长还关切地问我下单鱼粉什么时候做呢!”
“春芳弟妹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功臣!来,杜总,咱们哥俩代表公司全体同仁敬弟妹一杯!”柳云涛边说边把酒杯举了起来。杜民生俏笑道:“桌上还有两位股东,仅仅咱们哥俩怎么能代表的了呢!来欧阳处长,常总,咱们一块敬嫂夫人一杯!”
欧阳荣、常建军二人领令而行,于是柳云涛、杜民生、欧阳荣、常建军四人联袂举杯,情深意重地敬了夏春芳一杯酒。
喝过敬酒之后,常建军甚感得意。又接着说道:“临到鱼粉到港,我们在开证行还有八百万的货款没有付清。本来按规定是必须要交钱赎单的,可我们公司当时帐上没有钱,我又去找人家银行的行长去磨嘴皮子,好说歹说,才由我们外贸公司和陶总的机械公司两家出具担保,把海运提单和各种提货手续给借了出来。这些提货手续若是办不下来,说不定我们进口的一万吨鱼粉还囤放在港口压着呢!”
继而常建军又提高嗓门大声诘问道:“你们二位领导评说评说,我说得这些情况是不是事实?该不该按照各自的贡献大小论功行赏?罗凯明只出了一百万的注册资本,而我们前后搞来了三千八百多万的流动资金,这里面讲贡献究竟谁的大?现在罗凯明只出了一百万,却要一次拿走五百多万的利润;而我们搞来了三千八百多万资金,却只能从中分取五十万,这到底公平不公平?”
常建军说得慷慨激昂,凿凿有据,令柳云涛和杜民生二人不由得打心底里深为叹服!事实胜于雄辩,又有谁能够来抹杀这些明白如火的事实呢?
其实,常建军所讲的这些道理和事实根据已经和杜民生讲过有八百遍了;而杜民生也早已将这些道理和事实向柳云涛等说过有八百遍了。果真如是,杜、柳二人又何尝不肯大表认同而乐遂其愿呢!不论利润怎样分割又不会剜到自己的心头肉,又何尝不想顺水推舟的做这个人情呢?
话虽可以如此说,理也可以如此讲,可如果再刨根问底地向深处追究,就让人有些左右为难了!试问,若没有罗凯明的一百万注册资本垫底,惠达公司何能得以创立?连个公司的影子都让人看不到,又怎么能去做鱼粉生意?若是没有罗凯明的中兴大厦做抵押,三千万的流动资金又怎么能够贷的出来?没有这三千万的流动资金支持对外开立进口信用证,又有谁肯远涉重洋地把一万吨鱼粉发运到天津港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些义理昭然的话语萦绕在柳云涛和杜民生的脑际,可由于大脑中枢作梗,谁也吐露不出半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七回(3)移形换位洗怨逞舌辩 推心置腹修好存善缘
第二十七回(3)谁是谁非
人世间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一点两面,这就如同大专辩论的正方和反方一样,正说正有理,反说反有理!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了!
皮和肉粘连在一起,又有谁能撕扯的干净清楚?
如果是两军对敌,当场骂阵;或是诉求法律,对簿公堂;为了克敌制胜打败对手,这些道理和法理依据当然可以酣畅淋漓地大讲而特讲。可柳云涛和杜民生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兄弟,大动肝火,直言相诘,是万万不可取的!更何况,常建军所讲虽然尽是一面之词,可也有一面之词的道理!绝对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无理取闹!而归根到底,常建军的矛头所指的不是杜民生,也不是柳云涛,甚而不是罗凯明(因为罗凯明从未公然声称非要分取51%的红利不可)。他只是对按注册资本的投资比例决定利润分配方案持有异议而已!
然而,座次已经排定,法理不可变易,在那些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束缚之下,又谁能移动的了半分毫?为求和睦相处,还得从常建军下手!正面迎击不可取,杜、柳二人只好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迂回进击了。
待常建军慷慨陈词已过,杜民生便应和道:“您老兄先前说的这些事实,讲得这些道理,我都反反复复和柳总讲过了;即使您今天不讲,我们哥俩心里也有数。你和欧阳处长的贡献,包括两位嫂子和孩子的贡献,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现在咱们已然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公司的《合同》、《章程》都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大家又都在上面签过了字,您让我们哥俩又有什么办法?你们这论功行赏的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可是法理不容,我们眼下也是‘牛犊子掉到了井里’,有劲不好使啊!”
面对常建军一连串的诘问,柳云涛只能报之以一脸的无奈,他苦笑道:“咱们哥几个今天遇到的是一种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事。眼时下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来进行排解。我今天上午刚刚回来,杜总就给我讲这件事,他也很理解你们二位的心情。他也想按照论功行赏的办法把事情给办好,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来。为了能从公司《合同》、《章程》的字里行间找出点赖赖乎乎的根据来好论功行赏,我们哥俩又把公司存档的《合同》、《章程》拾翻出来逐字逐句的推敲了好几遍;最后又把《公司法》、《合同法》都给搬了出来进行查对。可查来查去,这几个文件上都写得很清楚,写得都是‘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并按照出资比例分担风险和亏损’,从中找不到一点论功行赏的法理依据。我们现在也是‘张天师让鬼魔着,有法没得使唤’啊!”
又道:“欧阳老弟是法学硕士,又是现任的*官,你能不能从法理依据上帮我们想想办法?只要能够找到论功行赏的法理依据,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欧阳荣笑道:“要想在《合同》、《章程》、《公司法》、《合同法》中找到推翻‘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法理依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公司法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现在要想实现论功行赏,从法理上找依据是行不通的。但是事实俱在,只要大家都尊重事实,这件事情就可以商量。按股本比例分红不能实现论功行赏,多劳多得,用奖励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变通吗!关键在于股东们要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又补充说道:“我是个法律工作者,对这些公司分配方面的法理依据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和常总之所以提出论功行赏的建议和要求,主要也就是建立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实现利润若是不能合理分配,今后谁还有工作的积极性呀!”
“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单单从道理上讲怎么讲都讲得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大家都不会有争议。可现在要把这个基本原则应用到我们公司,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柳云涛认真地分析着,“就现在我们公司的现实情况来看,包括安德鲁斯先生和陶阿梅在内,咱们大大小小共有九个股东。对于我们要论功行赏的意见,我是不便和安德鲁斯和陶阿梅讲的,讲了他们二人也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纷争中来,只会增加他们的忧虑和烦恼。而对葛总来讲,我们也不便和他讨论,讨论也是白讨论,他和罗总是郎舅至亲,利害攸关,在巨大的金钱利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