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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十三岁师从居巢学画，三十岁担任同盟会广州会长，追随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曾经身统十万大军。后来急流涌退，专心绘事。抗战时期表现了崇高民族气节，后于一九五一年病逝澳门。从他的传奇人生可知，他的思想精神底蕴很不一般。他所作虎，有一种英雄气概。他的题材很广泛，笔下的鹰、猴也很出色，而小虫之精细，真不亚于白石；所作游鱼，逼真而美；至于山水，雄浑壮观。可以说，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画家。而在风格上，从早年追随居廉老师的精巧淡雅，逐步走向追求“汹则汹绝、险则险绝、艳则艳绝、悲则悲绝、霸则霸绝”的“五绝”境界，一种霸悍、雄浑、苍莽、遒劲的笔意画意，跃然纸上，震撼人心。在中国画的辽阔天空中，高剑父真不愧为一支画派的领头大雁。

虎年到来，媒体介绍画虎不少，各有特色，今从网络上高剑父作品中寻来五只老虎，其形其神，皆不同凡响。落款为“高麟”所作的“回望”之虎，用笔较工，是高剑父早期作品，其深厚传统功力，早已超出一般画家之上，其虎若有所思，所谓踌躇满志。其余四虎，或有山月背景，或仅只身而卧，或在工意之间，或竟以水墨写意，然皆令人观之神旺，一扫萎靡。画家因寄甚高，则感染于人甚深，有如此者，真不可多得。其所寄，如题词曰“山中夜读兵符罢，虎啸一声山月高”之类是也。（沙黑谨识）

尴尬的父亲

我的父亲“吴承李”，道名“吴教龙”。

小时候我的环境就让我知道，我有一个尴尬的、也使我们尴尬的父亲。别人的父亲可以是干部、医生、教师，也可以是工人、店员、农民，那都说明着他的父亲从事着一份正常的乃至是堂皇的社会职业。然而我的父亲，我从小就知道：他是道士。一般说，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而闻一多的研究认为，虽然道教创自东汉，奉老子为鼻祖，其来却在远古。小时候我确曾在家中见到毛笔抄写的线装书《老子》，但到我能读懂一点时，除了佩服老子的辩证思维，受其“无为，不争”思想的影响，对于其退缩、阴柔，觉得要修成那能耐，是不容易的。鲁迅认为，中国历史的昏乱，儒道都要负一份责任。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看这本道教经典，而我的家中，这是唯一的一本书，是我的全部的“家学”。然而，道士，终于在社会的进步的眼光中，成为一件难以理解的，以至于不光彩的的事情，在旧小说中，每每还是一种作恶的人，只不过，生活中我所见的，都是穷苦老实的平民。

我上学时填写《登记表》，在“家庭成份”一栏里，会无师自通地写上“城市贫民”。这既回避了父亲过去的职业，又把家庭出身加以了模糊化，虽然“贫民”是实，却也该算是我的一个小聪明吧，人是趋利避害、趋光避暗的。

“城市贫民”这四个字却也表达出了我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我的家里诚然是贫困的：解放前靠父亲做这没落的职业不能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就靠母亲做些小买卖，我的二姐十六岁时就死在这个贫困里。解放后，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拉扯到上海做工友，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一直没有工作。但后来当过一回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大约有微薄的补贴；也可能，他的过于穷困，正是动员他出来做点事的原因吧。

父亲竟然能当上居委会副主任，似乎多少可以遮蔽他以前职业的古怪而灰暗的颜色，也减小了我们在填写《登记表》时内心的那种不为人知的尴尬与挣扎，这总算是好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没有丝毫的阴沉，也并不沉思，他只是平凡、平常而已。他的精神状态本色地总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着的平民。他不仰仗，不哀告，不幻想，老老实实，心安理得，无卑无亢地过着。他对生活有时也许有一点艺术的静观，因为他眼神安祥，时有笑意在他的眼中。父亲一辈子不曾有什么话跟我说，这移之于我的弟兄姐妹大约也一样。父亲生时，对此我是觉得极平常极正常的，但父亲殁后，这却让我时时回味，我怀疑父亲是否真有一点“无为”的意思，而成了他的性情？然而，我的父亲未必真的具有这样的高明，他多半正如鲁迅所形容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应当说，我的父亲不会超越了这平凡。

记得我读小学时，那成绩本子就叫《成绩簿》，是每星期要拿回家让家长盖章的。我的父亲的木刻私章就在桌上的一个老地方，我回去后自己拿了那章就盖了。父亲是从不看我的《成绩簿》的。这在我，并没有理解为父亲的不负责，而好像倒成了一种默契，就是说，父亲是知道我、相信我的。父亲的这一态度推而广之，从小对我别的方面也不管。所以我从小野玩，并且带着我的弟弟游水、钓鱼、下乡捉“蛮咋”（蝈蝈），哪里都敢去。有一回我跟对门的女孩淘气，翻墙头进去拿西瓜皮套在她头上，然后溜之大吉，不敢回家，竟在空无一人的菜市场案板上睡了一夜。后来我的父亲对我不曾有一句责备，他只是服侍忐忑回到家中的我好好吃了饭。父亲的这一态度使我内心自愧而自责，并且我知道我的胡闹是出格的了。然而，我记忆中的父亲确实并无特别之处，他大约只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从未见他有什么不平与感慨，也说不上“逆来顺受”，他真正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普通街民。

父亲对于他过去的道士职业，看来既无羞愧，也无自豪。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他自己和他的职业。他那职业里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技艺，他本人所会多种乐器，他也从没有半点要传授给我们的意思。小时的我见过他在家中试笛子、试唢呐、试三弦，奏出简短的悦耳的乐句，那种娴熟该算是行家里手，但这样的情况不多，在家里从没见他整调整曲的演奏过。大约，在他看来，那一切与我们无关，他们凭那个养家糊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能再往下传？我们，自然应当上学、工作，去走上新社会的人生道路。或者就连这些，他也没有想过。他只是自然地做他的事情，我们呢，自然地做我们的事情。

小时候我确曾见过一些人，把乐器存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就会有些试弄。那些人跟我父亲一样，只是普通的百姓，明日将一起去辛苦一趟，挣几个小钱，并且这种“生意”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逝世较早，我从未见过的祖父，也是道士。多年以后，在家中一直挂着的他的颇大的遗照后面发现，他题写了几句很有些意思的话，我后来用到某篇作品里去了，那几句话是我自己发明不出来的：

“浮生若戏，每日登台，演尽悲欢离合；俗子多情，返朴有期，何妨弄假成真。”

这意思，以前在书本上似曾相识，但语言的排列，却有点不一样。可见，我的祖父至少喜欢这样深美的语言。母亲以前对我说过，我的祖父本是读书人，这可就得到了一个证明。而我的父亲，大约没有这样玩弄文字的能力，从没见他做这样舞文弄墨的事情。也许，这几句话，并非祖父原创，或是抄、听而来的，但这样写在作为自己遗照的背后，总是有点文学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慨吧。

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的老姑母到我家来，提醒说，老爹百岁了，照片应当烧化了。所以，家里人竟就烧化了那张大相片，那后面几句话，是我的大哥后来告诉我的，幸而被他发现并且记了下来，要不然，我对于我的祖父可就更无所知了。

至于我家更远的先辈们是做什么的，我也曾问过我的母亲，她说，是做太医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令我心中无端地，似也就得着了些慰籍，但旋即也就自知，这所谓慰藉，近于无聊。况且，母亲这句话，也是“孤证”。如果我的祖上真有人做过医生以至太医，大约也是庸医，所以无名，或者尽管有点或大或小本事，却终于是湮没了。于是，我家的“根”的所在，说来仍是无凭。总之，我属于说不出三代以上“根本家乡”的人，我家是平凡已久的“升斗小民”，谈不上有过何种显赫。如果就这个问题问我的父亲，得到的回答可能会多一些，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父亲这样的事情，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说。在我的印象上，父亲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加起来没有几句，他从不唠叨，他的话是太少了，也从来没见他呵斥过他的儿女们，包括我和我的弟弟。

父亲十三岁就做道童。这样推想起来，学做道士大约也是很有些规矩的。从道童升为道士，做一个合格的道士，一定也是一种努力学习的过程，也有优劣之分，这从他们都精于自己的乐器就可以为证。

我记得老邻居们对我那穷困、普通而本份的父亲很尊敬，乃至称他为“大老爷”。原来，我的父亲在做道场时是坐在正中的，而道场联结着阴阳两界，那坐在正中的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过得多么潦倒，也仍然能得到一种世俗的敬畏。大概，我的父亲在他自己的那个职业里还算是个业务尖子吧。文化局的老先生告诉我，我的父亲当过本地道教协会的会长；我问母亲，她说有这事，主要是我的父亲老实忠厚，所以被大家公推出来担此名头。老先生说，我的父亲在本地国乐队里的位置，相当于指挥。而泰州的道士们，作为古来职业道士的最后一批人，对于国家挖掘民族音乐材料，有过贡献，六十年代初，曾经把他们请到南京去住了好一向时，演奏他们掌握的所有曲目，做了录音。这似乎是他们的人生最有意义最光彩的一页。他们都可算是旧时代留下来的最后的古典音乐演奏家，如今都作古了。

我的家在一条小巷里，那是我的祖母家的房子，祖母家姓李，我的父亲俗名“承李”，即承嗣李家之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是在庙里住过的。那是城隍庙后宫，在大殿的后面。大约在五十年代初，庙里的菩萨是我的父亲他们自己动手毁掉烧化的，那当然有政府的号召而为当时的他们所拥护。我记得父亲做这事时是高兴的，那时他不过四十岁人，大约还很能感应社会的进步。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记得他每天拿了小鎯头出去参加敲碎铁矿石，那大约是没有报酬或报酬很少的。他那时的态度，我记得跟工人赶时间去上班一样认真，而且满怀热情。由这些零碎而不多的印象，我感到我的父亲内心纯真，如果他正式参加工作的话，将是一个很好的员工。菩萨烧掉，庙宇被收为国家房产，道士们被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到省的以至中央的乐团里当了演奏员。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就业，一是身体欠佳，二是家中有五个子女无人照应，但骨子里大约也是习气散漫，不想参加工作，母亲后来是这样说过他的。

父亲的没有参加工作，成了我的家里贫困的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填写《登记表》时发生过那样的困难。我的父亲是这样的“无能”，并且带给我们这样特殊的尴尬，可是我的父亲的去世，让我们全家无不悲痛，也是我最为悲痛的事情，我在小说《胡驴子》（《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最后一节写的那悲伤的儿子，其实就是我自己。我的一生无言的父亲啊，我将一辈子不断地去理解你那平淡的灵魂！

平凡的母亲

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去世。当我父亲遗体停放老家堂屋里时，有人去看了一下，说，老太还有得过呢。因为我父亲的双脚一只在前些，一只在后些。奇怪，生前平齐的双脚，死后怎会一前一后的呢？于是，将那在前的象征亡人，是先去了，而在后的象征未亡人，还有几步路要走。说虽无稽，事却果然，此后我的母亲又过了十七年，于九十岁去世。现在，母亲离去也九年了。既然写了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写母亲，成了心中的牵挂。今日总算动笔。

我母亲姓刘，名冬妹。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吴刘氏”的字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亲的姓名会是这样用过的，因为那时普遍如此。然而从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