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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柳敬亭有着士大夫的某种偏见，他作的《柳敬亭传》主要只言敬亭之技，称柳敬亭为“倡优”，是“市井”之人，对左良玉引柳为腹心，很不以为然，“不亡何待乎”，简直把左良玉之败也归到柳敬亭头上来，这简直有失公允了。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艺术，确实推崇得很，可以说，要不然，他就不会作这篇《柳敬亭传》。他写道：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国亡家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杂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兽悲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所可尽者矣。”

黄宗羲认为，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是莫后光所不及的了。这个评论是对的。

吴伟业，号梅村，大诗人，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崇祯时做过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亡后，屏居乡间十多载，绝意仕进，后迫出为清朝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借口母丧而归，常以仕清为恨，死嘱着僧衣，而不着清服。

黄宗羲，号梨洲，大学者，也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为东林子弟首领，与草《留都防乱公揭》，以攻阮大铖，后遭阮大铖逮捕，南明亡后，曾抗清，后返里，专意著述。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力辞不就。

可见，吴、黄都是有节气，有学问的人，二人只是在对柳敬亭的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

柳敬亭重操旧业，江湖说书，足迹颇广，回过泰州，到过江都、扬州，到过苏北淮浦，到过苏州，到过常熟，到过松江，这都有诗有文可据。

柳敬亭重出说书，大约开始于丁亥春冬，即1647年3月间，见于龚鼎孳《赠柳敬亭文》：“丁亥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拂拂，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其时南明覆亡已近二载。这样看来，《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注明故事时间为“戊子九月”，即1648年10月，说柳敬亭仍在“捕鱼为业”，时间安排上推迟了一年多，这是孔尚任之疏忽，或戏剧之需要。

《海陵文征》卷十九载沈让斋《柳敬亭传》，说柳敬亭回到泰州后，到他少年时曾做过佣工的泰兴那个人家去看望，发现那夫妇两个都亡故了，而后人竟无力买地葬棺，于是柳敬亭说，你等我三个月，我给你送钱来。他就到扬州去，张贴广告，说“柳麻子又来说书”，一时轰动，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三百两银子，于是到泰兴交给那家后人，不但买地葬了父母，而且置办了房屋家产。关于这段事情，沈让斋文内以“故主”、“少主”来叙说那户人家与柳敬亭的关系，失之肤浅，且有点庸俗，我们只能想象，少年柳敬亭逃离豪强*，到泰兴这户人家为佣工时，得到过人家很好的对待，包括可能掩护过他，所以他数十年来不能忘记，于是才有了这段探视并资助的佳话。

起义抗清英勇就义的著名诗人魏耕在《柳麻子说书行》长诗中说，他见到柳敬亭在江都时，“出门人呼柳麻子，往往拦街不得行”，柳敬亭一出门，观看他的群众就会拥挤到这样，可见大受欢迎，但其实，“有眼目睹寻常人，东南西北道路穷”，魏耕体会到柳敬亭实际上是很艰难的。

诗人顾开雍在《柳生歌&；#8226；序》中说，顺治七年，他在淮浦听柳敬亭说宋江一段书，“纵横感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矣。”这时的柳敬亭，“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柳敬亭意气仍不减当年，甚至更为慷慨豪迈，“听君席前徵羽声，犹见公孙浏漓舞剑器”，顾开雍大为赞叹，“兴亡日月手扳出，吁嗟柳生真好奇”。

诗人周容也是明末清初一个讲气节的人，作《杂忆七传之二&；#8226；柳敬亭》，说，“儿童见柳髯至，皆喜”，描绘出柳敬亭是一个很随和可爱的人。他于癸巳年（1653）在虞山见柳敬亭，听他说了几天书，“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如此动人魂魄，而以前，他只听说柳敬亭说“闺阁儿女脂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之书，能令人“罔不解颐”。这就记载了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刚柔兼备。王沄《漫游记略&；#8226；燕游》所记在康熙元年（1662）蔡士英北上舟中听到柳敬亭说书，其能“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说什么像什么。

总之，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重操旧业的柳敬亭，正如吴伟业所说，是“意气自如”的。

三

柳敬亭在清初重操旧业这段时光里，也曾“穷途重走伏波军”，但幸因自有操守，而终能清白脱身，这就是他进马逢知（原名马进宝）军府的事情。马逢知原为明朝安庆副将，与柳敬亭旧识，降清后为清朝大立军功，任为“苏松常镇提督”，驻松江（云间），柳敬亭有一阵在那里滞留。按照一种严格眼光，柳敬亭是不该到马逢知那里去的。柳敬亭“穷途”所迫，加上自恃不会同流合污，就去了，况且天下早已是清朝，无数明朝官僚与文士都归顺了，他乃一介艺人，以自己的技艺吃饭，给马逢知说书，也不能算什么大事。柳敬亭一定就是这样考虑的。

吴伟业在《楚两生行》的《序》中说，“柳生近客于云间帅，识其必败，苦无以自脱。浮湛傲弄，在军政一无所关，其祸也幸以免。”可见柳敬亭在马府中确实自有操守与人格，虽然一时不便走脱，却没有为马逢知做什么事，决不像在左良玉军中有那样主动而积极的贡献，所以后来马逢知出事被清廷所逮，而柳敬亭并不碍事，因他守住了自己一介说书艺人的身份，而并不是幕客。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说柳在马军中是“抵掌聊分幕府金，褰裳自把江村钓。”这是吴伟业了解到柳敬亭在马府中的情况后所作，应视为一种定论，他认为柳敬亭是“滑稽幸免”，就是说，柳敬亭凭着一种机智，而得以与马逢知保持了距离，这种距离有两个方面，一是马逢知降清并为清朝立大军功，他很难与之融洽，二是不参与马逢知的事情，不贡献自己的意见。但总之，柳敬亭这是一次很郁闷的历险，实属不易。

明清之际的学者禇人获《坚瓠集》说，“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

就这样，柳敬亭在马逢知军中不但以“滑稽”而“幸免”自己，也以此“幸免”过一位厨师。像这样的事情他在左良玉军中原就做过。柳敬亭每每能这样挺身而出，却又不着形迹，吴伟业称为“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禇人获称“柳之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他们都注意到了柳敬亭品德上的这一特点。吴伟业写老年的柳敬亭是“身长广颡，面著黑子（黑痣），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啖可五六升。”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人高马大、朴实和善而又智慧过人的老头。

四

八十岁人的柳敬亭，曾经在北京广为献艺、传艺。当时清朝天下已定，封建统治更换了一个朝代。柳敬亭熟识的一些人，也多有在北京为官的，成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的一个客观条件。有人认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献艺，与降清官僚相处甚欢，不免“有损清誉”。这种评论，过于苛刻了一些。其实，柳敬亭心中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立场和考虑，这从他后来的某些言行就能知道。然而，柳敬亭觉得到北京观光，对于他更现实，更重要。看望一些老朋友，给他们说书，让他们看到他人老技不老，得到他们激赏，对于他这样八十岁的人，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