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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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