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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