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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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