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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淑贞，22岁，1967届初中毕业生，贵阳市人，出身职员家庭。

她的扒窃“技艺”说来好笑，竟是从看押对象那里学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贞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当时贵阳市每次凡是有红卫兵参与的事件，她几乎都有份。但是，尽管她表现积极，但由于家庭出身算不上无产阶级，所以一直只能当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不过，她所在组织的头头对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贵阳市开展“群众专政专项运动”中，她被指定参加对运动对象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骗、抢、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贞生性好奇，又兼饶舌，看守中闲着无事便和关押对象胡磕牙瞎聊天，获得了不少扒窃手段的理性“知识”。后来，“专项运动”结束后，袁淑贞一时在家闲着无所事事，闷得发慌，奇#書*網收集整理想起看押对象所介绍过的扒窃“技艺”，便试着一个人练起来。这一练竟练上了瘾，不久她就把练得的本领用于实践，倒未曾失风。从此，袁淑贞成了一名扒手。当年秋天，袁淑贞被分配到贵阳郊区插队落户。她有了“挣钱技艺”，自然对艰苦的劳动不感兴趣，三天两日旷工，溜到市里去作案，扒获钱钞便大吃大喝，乱花乱用。渐渐，她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怀疑。袁淑贞很是警觉，发现不对头，马上主动要求“转队”，调往位于三省交界处的将军坟地区插队。

袁淑贞到了楠角镇后，仍是劣性不改，结果两次被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拿获，因是知青，所窃数额又不大，所以都是从宽处理，一次教育释放，一次在公判会上上台陪斗，未予拘留。这次，袁淑贞是第三次落网。因为将军坟公社属于楠角镇管辖，袁淑贞又是在楠角镇插队落户，所以，刘城小组把袁淑贞带往楠角镇派出所去讯问。

袁淑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能抵赖就抵赖的伎俩，所以一上来坚决不承认从她胸罩里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钱是赃款。刘城五人加上许所长围着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语，红脸白脸轮流唱，折腾到傍晚，仍未见效。刘城几个正在感到头痛的时候，将军坟公安特派员小姜来了。小姜是袁淑贞的老对手，又是克星，袁淑贞见到他就矮三分。他听说袁淑贞抵赖，马上进了审讯室，摊出了一张王牌：失主证明那一百四十元钱款确是其所失窃，他提供的钱币上面的两个特征（写过×路及数字）与赃款相符。袁淑贞这才承认自己今天上午在将军坟作了案。

这为侦查思路打开了一扇门，侦察员自然会联想到袁淑贞是不是扒窃了密件。于是审讯升级，刘城小组外加许所长、小姜七人全部上阵，光那阵势就把袁淑贞镇得神色惊慌、六神无主。慌乱之下，袁淑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网时对付讯问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招术：埋头哭泣，问声不响。侦察员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点钟，仍无效果。

刘城问小姜：“她上两次落网时也是这副样子？”

小姜说：“不是的，她有问必答，老实交代了问题。”

“如此说来，今天她是反常的。为什么反常？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许所长说：“先让她缓口气，吃点东西，然后再问吧。我们也该吃晚饭了。”

吃晚饭时，专案侦查指挥部派专车送来了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所写的《案件失窃经过情况》，供各侦查小组参阅。刘城等人轮流细细看了一遍，没有产生新的感觉。许所长说：“小姜，她见你害怕，你是不是单独去找她谈谈？”

小姜点头道：“好的。不过，这案子太大，我一个人去谈怕不妥。她又是个女流，还是让小张和我一起去吧。”

小张是“先锋厂”公安处女刑警，袁淑贞藏在胸罩里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她搜到的。刘城、老许认为可行，就让小张随小姜去了。

小姜想这是单独谈，便坐到袁淑贞近前，睁大眼睛盯着女扒手：“吃饱了？也不哭了，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袁淑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这会儿神经松弛下来，倦意袭来，冷不防张嘴冲小姜迎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姜被她嘴里喷出的一股浓烈的大蒜味熏得差点呕吐，却又不能表露出来，皱着眉头望了一会桌上的碗盆：“你晚饭吃了什么？”

袁淑贞莫名其妙：“我吃的米饭、青菜、炒鸡蛋。”

这和小姜他们吃的是一样的，莱里没放大蒜。小姜又问：“中饭呢？”

“两个馒头。”

“早饭？”

“一碗面条、一碟生大蒜。”

“为什么吃那么多大蒜？”

袁淑贞吸了吸鼻子：“我正感冒呢，大蒜可以治感冒。”

小姜这才留意到，这个女扒手每隔一二分钟，就要吸一下鼻子，“吱溜吱溜”的声音惹人生厌。他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站起来往外走去，去所长办公室往“先锋厂”公安处打了个电话，点名让曹秋林直接通话。不问别的，就问一件事：抵达将军坟后是否感觉到身边有嘴冒浓烈大蒜味和鼻子“吱溜吱溜”的人出现过？

曹秋林断然否定：“没有！”

“请再回忆一下。”

“我自出事以来，一直在回忆每一个细节，如果有这种明显的细节，肯定会首先记起来的。”

小姜于是断定：袁淑贞没有接近过曹秋林，密件并非她所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