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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聚叙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记忆的与饮酒有关之事仍还是有一些的。

五六年前，豫伦和我带了思敏去日本东北地带游览，我们买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挑若干地点下车的火车票。那时正值日本人祭祖的“御盆”节日，全日本的人归乡扫墓，人潮汹涌，我们只得尽量挑选小乡小镇，免得赶上热闹。有一晚住宿在某处温泉乡。由于地方小，除三数家旧式温泉旅馆外，别无甚可观之名胜古迹；而旅馆又乏娱乐设备，晚餐后，无以打发时间，乃温泉浴罢，三个人穿着旅馆准备的浆烫过的“浴衣”，罩一袭和服外套，足蹬木屐，出外闲逛。小镇的民情朴素，入夜之后，大多数的人都返家，路灯暗淡，街巷也平静，只有三两家店面半开着门，有灯光泻出。我们挑选灯光最亮的一家小酒店，从布帘垂覆的门口钻入。中年的老板即刻响亮地喊出：“欢迎光临！”约莫是八张“塌塌米”大小的店铺，一边是烧烤煎煮的调理台，前面一排窄窄的吧台，可坐五、六人；另一边是稍稍高起的“雅座”，摆着三张矮几和几个座垫。吧台和后面的矮几上已有客人，都是些中年的工人模样男子。我们被招呼到最前面的矮几前，各自脱下木屐入座。那个小酒店朴实而拥挤，却有一种亲切的气氛，我们叫了几壶温水对烧酒的地道日式小饮，又佐以烧小鸟、烤鱿鱼、和腌白菜等小碟酒肴。浴后身上硫磺味犹在，而微烈的酒精渐渐使血液循环加速，不久就有了醺然的感觉。女儿青春的面庞上也泛起了桃花似的酡红。我们自自在在地啜饮着、漫谈着，竟未发觉外面已下起了骤雨；还是听坐在靠外吧台上的酒客嚷嚷才知悉。下雨就下雨罢，反正一身无事，温泉乡长夜漫漫。我们喝到两脚歇了才离开酒店，也不清楚到底喝了几多酒？但见矮几上列着许多陶壶，大家走路的步伐都有些不安稳。

加州旅邸，一家人喝含有胡椒籽的伏特加，直喝得舌头打结。

翌年，思敏赴美留学。我和豫伦也会于假期旅游探访，思蔚因远在东部，又值实验室的工作繁忙，一时未能赶来团聚，我们三人遂又于加州旅邸饮酒畅谈。孩子离开了父母的身边，心智成熟得更迅速，难怪日本人有谚语云：“疼爱子女，令其出远门。”我醉眼矇眬地看着十分独立自主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欣喜。那一夜，我们喝的含有胡椒仔的俄国伏特加酒（Stolichnaya），辛烈无比，但细啜慢饮，三个人竟喝完一瓶意犹未尽，又另开一瓶，直喝到每人讲话都有些舌头打结。后来，不知是父女之中哪一个先提议的，开始打电话给远近朋友问候致意。从美国打到加拿大、夏威夷，复又及于台北，甚至到巴西。起初，我尚且理性劝阻，见他们兴致浓郁，不觉得也参与其间。三个人争着向遥远的地方饶舌，地有南北西东，时分白昼黑夜，却一律都被我们纷纷吵过明白。后来，电话费的账单若干，已不记得；但那一次三个人分明都醉了，醉得像顽童一般！

在台湾生长的男孩子，受兵役年龄限制出境，所以思蔚一直没有机会同我们出远门旅游。而他大学毕业、服役完后便飞往美国，在冬季冰天雪地的罗城专心攻读他的镭射光学；再回到台北来，已然时隔五六年。台北变化很大，我们的家也不再是他离开时那个有庭院的老房子了。去年岁暮，他利用论文已撰成而口试尚未的空档，返回母校演讲，同时来陪我在陌生的新家住了十天。当时适巧我一人独居，他告诉我：“来看你是主要目的，演讲是顺便次要的事情。”做母亲的，听了这样的话如何能不感动呢？尽管他忙进忙出，十天的日子里，见面时间并不多。

与久别儿子对喝上好的白兰地，机会难逢。

临别前夜，他推辞了各方的邀约，只答应晚饭后去和老同学打一场篮球。“妈，我大约九点就回来。你可以准备一些消夜等我吗？”当然可以。思蔚果然准时回来，迅速淋浴，换一身干净的休闲服，与我夹餐桌对面坐下。看着桌上丰盛的消夜，他惊喜地欢呼：“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应该喝些酒才好。”“家里有酒吗？在哪儿？”顺着我所指的方向，他打开柜子，摸索出一瓶上好的白兰地。“噢，好久没喝这种好酒了。”是的，好酒自是不同寻常，打开瓶塞，便有一股甘芳溢出。好酒应该与久别的儿子共享。

我们饮酒、吃消夜，谈文学和音乐，仿佛又回到往昔。我们一直都是很谈得来的知己。他忽然有所感地说：“妈，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你跟我。”我懂他的意思。人际关系很微妙，即使亲如父母子女，一生之中，能有几回这般澄净如水地单独相处呢？何况，他已在夏天新婚，我把他交给了另一个深爱他的小妇人。在学业告一段落之际，能兼程千里迢迢回来伴我十日，那心意我明白；可是，有些话是不必说出来的。喝酒罢。其实，能这样子对饮交谈的机会也并不多。

*林文月，台湾彭化人，1933年生于上海，战后才返台就学，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以研究谢灵运再获硕士学位，旋赴日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究研比较文学，返台后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她精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著有《谢灵运及其诗》、《澄辉集》等，又是著名散文家，著有《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京都一年》、《遥远》等，更是台湾数一数二的翻译家。精译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为中日文学交流揭开新的一页。

王蒙　我的喝酒

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记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兴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萌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譬如学、说、赞维吾尔语，譬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还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雏鸡。譬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譬如，也譬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作“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子。然后大家吃馕（nang，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谑。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诨名，拿对方的诨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这种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辞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非汉民族的饮酒聚合，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人们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皱眉、摇头、叹气与干脆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的动起火来，表现出粗鲁不逊，这会被责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狭窄、女人气。对了，忘了说了，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参加这样的交谈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自己无聊。因为交谈的内容很好笑，气氛很火热，思路及方式颇具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更因为这是我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坚信参加一次这样的交谈比在大学维语系里上教授的三节课收获要大得多。

此后，当有人问我学习维吾尔语的经验的时候，我便开玩笑说：“要学习维吾尔语，就要和维吾尔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顿、两顿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人们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饮食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酒两三杯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七十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

一些维吾尔作家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洋洋，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是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惟妙惟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样生活着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刻成为猴子，成为孔雀，成为老虎，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最被穆斯林们厌恶的猪啊！

我也有过几次喝酒至醉的经验，虽然，许多人在我喝酒与不喝酒的时候都频频夸奖我的自制能力与分寸感，不仅仅是对于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阶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猪。

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还是老虎与猪，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瞬间麻醉了的生命。

有一次喝醉了以后我仍然骑上自行车穿过闹市区回到家里。我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醉（据说这就和一个精神病人能反省和审视自己的精神异常一样，说明没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识到酒后冬夜在闹市骑单车的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了！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一面骑车我一面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还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单车见到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70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丢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于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

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

而我自己，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儿，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远为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怕，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于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

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梗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

好了，不再做这件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