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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许多英明、强悍的君主，能开创，不能传承，在接班人问题上屡屡摔跟头，个个磕得头破血流，但是能磕明白的未见几人。秦始皇历N代创下的宏伟基业，最后轻率地托付于赵高之手，这个错误我认为比焚书坑儒更甚，书，历代有人烧，儒，历朝有人砍，然而，只要你传国既久，培育好自己的马屁队伍，搞一些表扬与自我表扬工程，主导舆论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秦朝若能像汉、唐一样国祚绵长，骂声自然就小了。

赵高是何许人？是个狠人。狠人惯使阴力，建设性不足，破坏性极强。赵高看到了秦帝国的缝隙，看到了胡亥、李斯等人自私软弱的软肋，一击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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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政变的历史密码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8～249页

这就是传说中的政变。

政变的策划者是阉人赵高，协从者是皇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他们当然也是得益者；政变的受害者首先是皇长子扶苏，然后是大将蒙恬，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已经驾崩了的始皇帝。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变，释放了许多历史信息，可供我们解读。

一、中国第一帝国创始之初，即遭遇政变，说明了帝国的体制很成问题。秦始皇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后事，用“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批评，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始皇所托仅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随驾，为什么不托后事于“组织”？这种遗命，知道的人越多，越难以更改。还有一个细节：赵高与蒙毅、蒙恬有隙，蒙氏是扶苏一党，赵是蒙氏的对头，又与胡亥一党，这种两党对立的局势难道他一点儿不知？或谓，秦始皇本欲传位于胡亥，故意为之，不过，这样做也太不靠谱，风险忒大了。还有就是，秦始皇太自信了，认为自己的诏命无人敢违背，随便交代给谁，谁都会认真执行，这次他托大了。“矫诏”两个字，难道始皇帝没听说过吗？

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现在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历史就不会只上演一次。

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PK，“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一看PK不过，就选择了和赵高合谋。

四、秦始皇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胡亥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皇长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连将在外对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何况自己是最有条件和资格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可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压根就没有想过抵抗两个字，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怼，索性死给你看。

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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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