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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我完全不需要。所有的怀疑，所有的烦恼，随着我钻进皇马接我们的小车的那一两分钟内，都已烟消云散。6位摩托警为我们开道。蓝色警灯闪烁，警笛呼叫，让布鲁克林兴奋不已。

很快，我们上了高速公路。车在外道和内道上横冲直撞，公路上的其他车辆左躲右闪，有点像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的一个场景。那些汽车上、摩托车上的狗仔队记者们，不管车速多快，路况多么危险，总是紧紧跟着我们。

按照计划，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医院，我要在那里进行体检。于是我想，如果我遇到什么车祸，那就来对了地方。直到这一天快过去的时候我才明白，不仅仅是警察和新闻记者，在马德里的每一个人开起车来，都像在西班牙汽车大奖赛上拼命争抢第一名那么疯狂。

第一次与皇马交谈，我想最好让他们知道，我对拖家带口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个主意还有点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让他们认为，我能否一心一意踢好足球？但我知道，如果要在一个俱乐部取得成功，我必须这么做。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理解我，万幸的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也许，在西班牙，家庭生活对每一个人都真的很重要。

“大卫，你的家人在这里肯定会生活得像你一样快乐。”

他们认为，让我们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是他们分内的事情。维多利亚、布鲁克林，还有我妈妈都被带到那些皇马人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地方。我想和他们一起去，但转念一想，我还要去找理想的房子，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他们先玩他们的。

根据安排，我和皇马俱乐部医生塞诺·科拉尔一起，来到一家叫扎祖拉的医院。由专科医生陪同，我们在各诊室穿梭：心血管，生物力学，血液，泌尿，心电图，x光和扫描。塞诺·科拉尔在一旁帮助我做检查，他特别注意我的左趾骨和右舟骨。

皇马电视频道的一名摄像师一直跟着我们，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上走下，只是在我做特别检查时他才被关在门外。医院的每个人一专科医生，职员，病人，还有那位黑眼睛的摄像师一似乎都在交头接耳。我们可以照张相吗？我们可以要一个签名吗？一切似乎很放松。

医生已经从老特拉福德那里得到我15年健康资料，但我相信，他们还得重做一遍。科拉尔医生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清楚他想知道些什么，果然他得到了，非常高兴。之后有人告诉我，他与等着的新闻记者说：“大卫身体特棒，检查结果非常满意。”

他确认我的身体非常好。于是，我就拿起笔，在皇马的合同书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回到下榻的旅店与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我妈妈会合。旅店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想他们是冲着维多利亚来的，而不是为了这个城市来了一位什么新球员。她很忙：在这个对她来说是全新的城市里开着车到处转悠，为的是能在哪个地方找到一所能叫做家的房子。我们要争取尽快融入这座城市。我和布鲁克林得空在场院里玩了会儿球，我不知道他长大后对这些能记住多少。

下午5时，车子回来接我们去伯纳乌球场。尽管是在交通拥塞时段，我们还是一会儿就来到这个球场。皇马在马德里市修建了这个主场球场。我过去来过，当然那时还是曼联的球员，只是来去匆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工地：吊车将吊臂伸到半空，挖土机、卡车来来往往，忙碌不停。皇马的市场部主任何塞·安吉尔·桑切斯对我说，俱乐部正在翻修球员出场一侧的看台。

“圣蒂亚戈·伯纳乌在上世纪40年代修建这个球场时，他将俱乐部主席办公室设在球员使用设施的对面。有人说，老板办公室与我们球员更衣室不相呼应。而现在，欧洲冠军联赛规定，我们必须将这两处并到一起。”

我们走楼梯到俱乐部办公室。我有点气喘，这倒不是因为爬楼。我抓紧维多利亚的手，以为走错了路：我刚一转弯，突然发现过道的门里探出一个个脑袋，六七位身着制服的家伙走来走去。他们身上的这种现代职业服装在欧洲到处可见，非常简洁，不豪华，也不刺眼，我很喜欢：皇马人出入球场，总是那么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感到很兴奋。我看得出来，当他们出来与我握手做介绍的时候，他们不在意我知道他们对此事也很兴奋。

何塞给我介绍了俱乐部足球部主管豪尔赫·巴尔达诺。我想，也许就是这位受人尊敬的人，与俱乐部主席一起，将我带到了马德里。他简单介绍了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不清楚巴尔达诺有多大年纪，但从他仍然保持着当年当国家队队员时的那副身材，那份活力，猜想与他比赛我不会有多少胜算，我并不擅长抢断。他是俱乐部里为数不多的能讲一口英语的人，这一点正好适合我。我们两人有共同语言，不是吗？

巴尔达诺站在外面，示意我进他的办公室，卡洛斯·奎罗斯从主教练桌子后面走出来。看见他倒让我有点吃惊。我了解所有关于马德里放走文森特·德尔·巴斯克的事情，我也清楚卡洛斯离开老特拉福德是来接班的一卡洛斯的工作干得是那么好，可是我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伯纳乌。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一个需要让人确认的时刻：这里到底是谁跟着谁？我们拥抱。我们相互注视一两位新人一在7月底的新赛季前来到这里。

现在，他们准备介绍我的办公室。我们一队人马返回下楼，何塞带路，尽他做皇马导游的义务。“这是游客永远不能来的地方。”

他说着，顺手打开皇马队主场比赛球员更衣室的门。每一个更衣柜的门上都有一幅画像一非常高，一直顶到天花板一表明是谁的柜子。就在这一刻，看到他们一四周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劳尔，菲戈，罗纳尔多，齐达内，罗伯特·卡洛斯，皇马的队员。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他们的一名对手。与他们一起一而不是他们对我一踢球，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穿越通往球场的通道，我能记起4月我曾站在这里，等着比赛开始。现在，我还有这样的感觉。

“何塞，哪里可以找到一个球。我等不及了。”

球来了，我让布鲁克林拿着。我们来到一片有阳光的地方，维多利亚站在我的身边。天色有点晚了，夕阳西斜，看台的影子盖过了大片草皮。场上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好像伯纳乌球场是属于我们的。四周的看台，一排连着一排，一层高过一层，像蜿蜒的群山。我们身后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我看了看妈妈，3个月之前，她就坐在远处的那个角落，看着我为曼联比赛。她的直觉告诉她，我会回来为马德里踢球的。我朝球场的禁区走去：“来，布鲁克林，我们来射门。”

我们两人踢了一会儿球。他看上去有点累，有点懒散。这里不是老特拉福德。

我回头看维多利亚，她眼睛盯着布鲁克林，然后环视四周。我想我知道她此时的心情。我那时也够勇敢的，能追到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我看着她的眼神：带一点微笑。

这时，何塞开口说：“我们回到里面去？”

办公室里早有安排。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就要开始了。塞诺·佩雷斯已经到达。我们曾经通过电话，但与这位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见面还是第一次。

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实权人物是由球迷投票选出的。佩雷斯有一家很大的建筑公司，也是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他是世界足球权力最大的主席，但他不需要在脖子上挂什么胸牌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真正的大人物总有一点气度的。从他身边的人对他表现出的尊重，你可以看出，皇马的主席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的眼光是多么高远。而他从来不会亲口与你谈起这些。他欢迎我到伯纳乌，特别欢迎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我妈妈到马德里。

我们进入会议室。那里有一张桌面两头稍窄、中间稍鼓的长桌，俱乐部的其他人聚在桌子的一边，在贝克汉姆夫妇和塞诺·佩雷斯在另一边落坐时，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们三人坐成一排，我在中间，俱乐部主席在我的左边，维多利亚在右边。桌子的一端放着两套整齐的合同书，页面朝我们打开。维多利亚递过一支漂亮的新签字笔，这是我们离开英格兰之前买的。她也给主席挑了一支笔。也许，在我们坐下来之前将笔递给塞诺·佩雷斯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在我们递笔之前，他站起来，拿起桌上另一端上次会议留下的一支圆珠笔。

这是为了笔迹的颜色，我猜想。我签了字。他也签了字。布鲁克林在我们的椅子后面跑来跑去，我妈妈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去抓住他。那么，权当这种场合不必过于严肃吧。

我们再次站起来。一笔交易一签字一宣告完成。塞诺·佩雷斯打开了他的礼物。

他笑了。

“我会将它妥善保存到你签署下一份合同。谢谢。”

我也笑了。我听到了一句非常熟悉的话一以前，阿莱克斯·弗格森对一名12岁的曼联希望之星也这样说过。如今，我虽已28岁，是英格兰队队长，但还是再一次感到兴奋，充满期望和紧张。

“没什么，主席先生。谢谢。感谢每一个人。我很感动，也很高兴。”

高兴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成为他们中一员的这种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重要时刻，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感悟这个特殊时刻的意义。

回到下榻的旅店，欢迎晚宴在等着我们。这是一家皇马球员踢主场赛时住的旅店。他们在楼下设了一个小餐厅。我加入了皇家马德里队：晚宴是为庆祝转会成功的一批人专设的，有我这边的人，我的代理公司S1x

的人，皇马的核心人物，我们的好友何塞，豪尔赫·巴尔达诺，主席的得力干将佩特罗·洛佩斯·吉米内斯和儿子法比奥，主席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