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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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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3）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4）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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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5）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