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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京湘开有一家文化公司，编名人志，出版发行各类有利可图的书藉。武京湘很能干、够哥们，她真正让我见识到文化经济人的本领。她编的《科技创业精英录》已达三卷，收录了几万人，声势造得很大，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先交钱买书我为你编志扬名，包赚不赔，因为北京辐射的是全国这个大市场，你只要告诉他，中央某某领导题词、某某名人也收录在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可能与某某中央领导合影，保证是趋之若骛，这些许诺对这些文化大腕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而对地方一位“科技创业精英”来说，这样的好事交个千儿八百实在是太值了。我曾经参加过武京湘组织的一次活动，精英代表到北京来参加颁奖典礼，非常正规，住地还设有医务组，其中有一个活动是请国家级的专家举办讲座，她煞有介事地邀请我，我也煞有介事地认真准备，选了一个可能与“科技创业精英”有关的话题：战争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大众产业。到了讲座现场，我有点后悔了。他们中居然有一位90多岁的新疆老大爷，带了子孙三代10几口人到北京来旅游的。他们听我的课，就好像我们听霍金的课，听不听得懂不要紧，关键要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有笑声的时候要开笑，可能有掌声的时候要鼓掌。最后，武京湘还给我来了个签名送书的活动，关起门来过了个明星瘾，把我一件新外套上涂满星星点点的墨迹。

与武京湘的认识，让我结识了陈洁女士、吕仙珽大姐、解玺璋老师，不仅打开了与新华出版社合作的大门，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编著达30部；也打开我出书事业的新局面，我与解玺璋的合作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与武京湘的合作是从《初出茅庐——沈伟光文章集（一）》和《新军事问题——沈伟光文章集（二）》开始的。小时候对文章汇编一类书视为禁区，像《毛泽东选集》就是伟人大量文章的汇编。但武京湘告诉我，作者的文章集是出版界的一种新潮流。某种意义上说，文章汇编的内容此一本专著的内容更精粹、更丰富、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初出茅庐》是1993年10月就编成的，是此前10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而《新军事问题》是1994年至1999年重要文章的汇编。没曾想到，这2部文章集于1999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推出后特别畅销，使我和我的作品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认可。

这使我的自信心更强了，开始在过去的手稿中淘金。首先是整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

这本335千字的书稿，是1990年完稿的。是我完成《信息战》后我又写的一本书，是为了验证信息战的理论，用信息战理论来认识、分析世界的军事形势，尤其是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和变化。

在当时，东欧的变故，两德的统一，华约的解体——苏联还没有解体；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动荡和危机，更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们可以共存，但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对手。

按照我的信息战理论模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全球性暴力战争没有发生，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已经不宣而战，两大阵营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进行的鏖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说实话，书写完后我根本就没有想拿出去出版，缘由没有自信，看看题目就把自己吓一跳，即使到现在，还是怪刺眼的。而且，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出版：信息战的名词在当时根本无法使人接受，更何况用“全面信息战”这种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设计异想天开的世界大战了；书中所依托的事件多是正在发生、演进着的事件，像苏联即将解体，海湾危机正在进行，哪家出版社愿意去涉及这些敏感的、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问题呢？作为信息战重要内容来研究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很难不陷入政治争论之中。

到了1995年，信息战热在国内开始升温，我的一些观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敲开了新华出版社的大门，得到张首第总编辑的赏识力邀、吕仙珽主任和陈洁编辑的鼎力支持，使这部书的出版出现了转机终于在2000年1月出版了。对于这本书，从完稿那天起，就对她疼爱有加，一直在找机会把她嫁出去，因为她是《信息战》的姐妹篇。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新战争论》时，我在前言中还专门提到因为这本书的不能出版、内容被肢解和遗失而遗憾。直到新华出版社的认同，我才于1999年回杭州休假时找出了发霉的手稿。

虽然出版已晚了10年，但这本书仍具有现实意义。

用这个书名，不是炒作，更不是危言耸听，我是借出版该书之际，对人类敲敲警钟，刺激那些麻痹了的神经，对战争，尤其是对世界大战抱应有的警惕，对遏制、延缓战争是有益的。而且，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书，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信息战理论考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专著。“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3月出版的《信息战》一书的后记中，这是最早出现在世界传媒上的文字；至今也没有人从信息战这个角度去研究世界大战；虽然10年过去了，书中的观点大多是正确的，未来还将证实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当然，这部书也有些缺憾，因为是10年前写成，毕竟代表当时的水准，还显得不够成熟；有不少重要章节遗失，不够完整；资料陈旧了，一些观点过时了，出版前也想修正，但为保持原貌，就作罢了。

1999年，除了完成旧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的修改和出版外，还完成了另一部旧作191千字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的修改和出版。

那是1986年盛夏，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假期，回到了杭州西湖边上那个沉寂的小弄堂里。我带着用几十元钱买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出现在家里时，全家人呆了，这几十本书几乎花了我这个营级军官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吭哧吭哧从成都背到杭州，真正是“吃了饭没事情做，可以把煤球去洗洗白了”。起念只是想趁假期把这两部书读一读的，但真读起来才发现，古文之乏味、历史掌故之深奥，实在是让我这个与“文革”同步完成学业的初中生两眼犯困，急得身上长出了大片大片的红头痱子。于是，我想了一招，干脆编一个电视剧吧，这下来了兴致。把两套书大致翻了一遍后，我感到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这一段历史对后人，尤其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战国可以分为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也就是我在剧本中划分的三个部分。在杭州期间，我完成了第一部“群雄争霸”和第二部“合纵连横”，第三部“一统天下”是在成都北较场军营中完成的。虽然说是文学剧本，更确切地说还是对这段历史的白话记述。这对我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古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我进一步完善《信息战》一书做了基础工作，并将“合纵连横”的思想充实到《信息战》一书中。剧本完成后，就与其他大量的手稿一样，放在箱子里了。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资治通鉴白话本》进入大陆后，又参照他的文本作了一些修改，也参照了他不少议论的内容。1999年11月，我在北京高家寨的寓所里整理杂乱手稿时重又发现了它，看着那几百页已经泛黄的稿纸和工工整整字体，我动心了，那毕竟有我的心血和汗水，于是决定交出版社出版。这部剧本，可能在故事、人物等文学性方面还有欠缺，但对这段历史的概括，主要事件的把握，重要人物的刻画方面还是花了功夫的，可以全景式地鸟瞰，对人们感受、了解战国时期那种风云变幻的气象是有帮助的。

2000年，是我个人出版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新专著达4部。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战国风云》。尤其是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我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其中220千字的《理想战争》和200千字《传媒与战争》是新作。这件事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0年12月1日《浙江日报&；#8226；钱江周末》以《＜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在杭出炉》为题，发表了资深记者胡振的精采报道：

本报今年4月7日《钱塘周末》刊出长篇人物特写《沈伟光：抢占信息战学科高地的前驱》，记叙了这位地方机关干部“卸下戎装心系国防、身居斗室心驰天下”的抱负和成就，突出介绍了他在军事战略研究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在构建我国信息战学科上的杰出造诣。这篇特写刊出后，在省内外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南京军区《东海民兵》等报刊先后全文转载。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姚恩瑜教授读到这篇特写后，对沈伟光在未来学与战争论的结合上挥笔如椽的事迹非常钦佩。令她关注的是，文中写道：10年前，当时还是普通军官的沈伟光，把自己的处女作《信息战》书稿送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该社编辑的浓厚兴趣，破例将其公开出版。虽然那时姚恩瑜并未接触学校出版工作，但是如今看来，这部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信息战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沈伟光众多的论著成果中显得意义非凡，同时也成为这家出版社的自豪。因此，姚恩瑜认为理应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这位青年学者再次合作，提出了出版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选题设想。一则对沈伟光的军事战略研究过程作全面的总结；二则促使人们重视和研究国防和军事问题；三则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进行“知识拥军”。

于是，这家出版社派出编辑室负责人，通过省新闻出版局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4月20日，他们来到《钱塘周末》编辑部详细了解长篇特写的新闻背景、采写过程和审稿情况，论证这套丛书出版计划的可行性，并请记者转告尚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的沈伟光，拟面谈出版意向。

4月30日，沈伟光回杭休假，当天即与出版社负责人会晤，对丛书出版计划表示欣然合作的意愿。双方商谈之后，初步确定收入丛书的论著除了1990年的《信息战》之外，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未来世界战争——全面信息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等书。为了丰富这套丛书的涵量，沈伟光提出将其刚刚杀青的书稿《传媒与战争》，补入丛书之列；同时，还将他酝酿已久的迎接新世纪的新著《理想战争》，报作丛书选题。于是，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出版方案，一锤定音。这是四校联合之后的新浙大出版社面向全国图书市场推出的第一项论著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出版界为军外青年学者出版的第一套军事论著丛书。

方案已定，在今年的“五一”长假里，出版社编辑放弃休息，加班加点。他们对已出版的论著，与作者一起进行校订和增删。在编辑同志的鼓励下，沈伟光回京后，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赶写了25万字的《理想战争》初稿。在北戴河期间，他又对书稿再次作了修改，直至8月底交付出版社。

浙江大学党委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同时邀请新华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解放军报》高级编辑与本报记者作为编委会委员。总参谋长傅全有为这套丛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到：“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应该说，胡振是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

我与胡振的相识很偶然。1998年3月，他来参加北京“两会”报道。我在北京一家饭店请许多外地来京的朋友吃饭，当时人很多，摆了两大桌，他正好坐在我的边上，顺便将我公文包中几篇研究信息战的文章给他看。在北京的10年中，只要有饭局，我总要拿些研究信息战的文章书藉分发给大家，宣传信息战理论。朋友们说我是战争贩子，我说这是精神加餐。现在看，我的朋友似车水马龙，大部分是吃饭朋友、利益朋友，真正能够成为挚友的都是与信息战理论有关的。

两年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办公室接到杭州来的电话，这位自称为浙江日报记者的胡振要来京采访我。说句胡振大哥不高兴的话，当时确实记不起他了。2000年的初春，我们在和平门的宁波驻北京办事处再次见面。这一次见面之后，便引出胡振报道中所说的一段学术佳话，至此胡振便成为我又一个最好的良师益友。

到了2002年，我的精力由写书转向编书。四十而不惑，这句话应在我身上是最灵验了。随着对战争研究的深入，深感个人智力和精力的局限，走向合作可能是一条出路。2002年以后，我开始吸纳更多的战争研究爱好者一起工作，先是扶持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军事科学院在读的博士生和研士生，有的是我的网友，虽然他们很年轻，最小的年龄是1978年出生的，他们的书编起来有些困难。正像毛主席说的，未来是青年人的。我们要遏制战争，需要全社会，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努力。现在写书难，出书更难，要出赚钱的书难上加难。再后来还与军事学术界李际军、刘亚洲、戴清民、李炳彦、乔良这样的大学问家进行合作。由我和解玺璋、马亚西负责课题设置、统筹编辑和出版发行，他们来实施具体研究，这个过程非常愉快，实现了双赢。

2002年这一年，专著只出了1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300千字《战争新思维——沈伟光文章集（三）》；而编著却有8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150千字的《21世纪战争趋势》、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样式》、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指挥》、150千字的《21世纪武器装备》、150千字的《21世纪军事科技》、150千字的《21世纪军兵种》、150千字的《21世纪士兵》、150千字的《21世纪战场》。2001年7月的一天上午，解玺璋给我来电话，说以后每年要搞《国防教育法》宣传教育日，应该编这么一套书，肯定有市场。我说，好，马上组织。当时我与解玺璋还不很熟，他是北京三大名记之一，很有思想，很有人格，独来独往，无党派人士，很难有人左右他。我曾经九次请他吃饭，他都婉拒了。后来我终于在北京贵宾楼三楼咖啡厅请他喝了一次茶，花了400多元人民币，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信息战之父”与＜新华词典＞较真》一文就是那天交流的成果。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把他当成自己不可多得的老师。我深信他的判断力。放下解玺璋的电话，我马上给马亚西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书市买书，他也说好。马亚西是军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