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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除了北京,后来的驻点多次,我到的是上海。上海之于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豪华”。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KTV,就能够装饰得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要是这样的装潢档次在台北,里面的价格肯定贵得吓人。

还有就是高架桥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且高耸,最重要的是,靠着高架桥好近。由于台湾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建筑物盖得离高架桥这么近就想:如果地震,那可怎么办?

跟采访车跑江浙一带,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整条整条在修。不仅富庶的江浙有这种情况,后来再有机会去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也依然能够看到整段在修的高速路。

一位在大陆的台商告诉我,在他开设的化工原料厂里,产品一出厂就被哄抢一空,以至于提前预订都无法保障。天津有一位老板,就专程南下江苏,跑到那位台商朋友的厂里,准备好了现金,坐等产品出厂。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谈。但这些都显示出大陆发展的速度。

义乌小商品城的规模我想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人觉得震撼。这些小商品台湾也有人在做,但是肯定做不到义乌这个规模。毕竟,大陆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市场,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容量下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江浙之行,让我掌握的一个事实就是,江浙人有经商的头脑,所以中国的江浙、上海成为了富庶之地。

日后,每当我生活得沮丧了、厌烦了,我总会到江浙一带走走。我常跟许多朋友说,去了一趟江浙就会有焦虑感,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我也要努力,倦怠感自然消失,这就是我对江浙一带最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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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的一代”(1)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 想看书来

“失根的一代”(2)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伶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然后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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