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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

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

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

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

《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

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　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

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

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这个国家的状况该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统治阶级负责。

６．破山中贼的心中贼

磨到九月，才下达了至金至贵的上谕，给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权力。圣旨出于王琼手笔，自然要论证一番，在几省交界的山岭地区，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串，南扑则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托，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以励人心。－－这些都是重复阳明的话，把他的奏疏变成了再传达下来的指令－－下学上达，下级教上级，能教会了还得谢天谢地。权力资源的垄断者授予他提督军务，调配钱粮，处理下级，杀死被捕贼人的全权。可以便宜行事，只是不要像过去的官员那样滥用招抚的办法。

没的说了，阳明按照他的哲学开始行动。

樟南平了，他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这里西接湖南的桂阳、南接广东的乐昌，王认为这一带的桶冈、横水、左溪的暴动部队荼毒三省，威胁极大，若串入广东，形势更难平定。另外，　头上、中、下三个山头都是池大鬓「仲容」的势力范围。他们与横水的谢志珊部同是南赣最大的暴动部队。王想攻打横、桶，又怕　头的人过来夹击。遂想办法稳住　头这一头。只能用“抚”的办法。

当时，有人主张三省会剿。阳明不以为然。他明跟皇帝说：广东狼兵所过如剃，毒害民众超过土匪，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他是真心爱民，与过去哄骗朝廷和民众的假招抚不同，他想和平解决而且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平完樟南之后，他想办法妥善安置“新民”就足见他是实心办事，从利国利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现在，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派人去招抚乐昌、龙川的　头人众。因为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攻心术。而且上次平樟南时，领着家属投降的人差不多都经阳明按置而复业了。他不愿意多事杀戮。他讲过，杀是为了不杀。－－历史上的清官最高也就是这样了。

他给山洞里的暴徒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徒们的家属先暂时食、用。并写了封可入历代名扎选的“告土匪书”－－《告谕　头巢贼书》：本院以弭道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樟寇，斩获七千六百余，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因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胁迫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然后开始运用心学理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行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

但是，若是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诳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有什么好？

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观业，既往不咎，你们已经听说。你们若是不出来，我就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帅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

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让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就是你们为我谋划，也必须杀尽你们而后可。现在我送去的东西不够你们大家分，你们都看看我这篇告示吧。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

这样的“告土匪书”简直像情书。至少在阳明前没有见过这么仁义、这么动情的，只有坚持人性本善的思想家才能如此。

这颗精神炮弹，很有作用。一是直接感动了住在山洞里的瑶族酋长，如金巢、卢珂，他们率本部来投诚，参加了后来的剿匪战斗，尤其是卢珂，破池大鬓时立了功，后来阳明保举他做了官。二是对暴动部队起了心理破坏作用，使他们思想动摇、精神涣散，且疑且惧，斗志瓦解。他们不知道阳明正在反对用土兵狼达来会剿。首领蓝廷凤准备投降。而这时王的部下如伍文定等已率部队突飞猛进，到达了他们的洞口，是冒雨而至，他们卒不及防，遂仓促败逃。官兵捣平几个大的洞巢，阳明也在土匪中落下“多诈”的名声。

那一带的巢穴已是漫山遍野，就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没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几乎是等着官军各个击破。这也是农民军造反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还没有达到政党政治的阶段，像自然经济一样，他们的政治形态也得等待自然发育－－假若官军不及时来围剿，他们靠互相兼并来形成统一的武装。往往不等大军来剿，他们已经互相杀得元气大伤，帮了官军的忙。他们受地域、种族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大容易联合，而且每一粒沙都要自成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肯附属于别的山头。相互之间还难免因有些小矛盾而彼此幸灾乐祸，观望不救。根本想不到这回是你，下回就是我。皆因他们都是被迫上山，不可能有什么打倒三座大山之类的社会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活几天，而且是活了今天不管明天，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走上那条路本身就是挣命式的活法。

难得的是号称“征南王”的谢志珊，在大敌当前，能够联合陈曰能、广东乐昌的高快马，大修战具，还制造吕公「姜子牙」战车－－山地不宜车战，恐怕是主要用于防御，譬如可以登高望敌、射箭，或布置于洞口，发挥“拒马”的作用。他们一旦组织起来，便有了谋略，有了攻防计划：想承广东兵在府江时，打破南康，然后乘虚入广。

那些知府一级的官员主张先打桶冈，那里是暴动的重镇，　还可以与湖南的兵一起夹击，大形势有利。阳明又站高望远，谋胜一筹。他说：诸贼为害三省，其患虽同，而事势各异。就湖南言之，桶冈是贼之咽喉，横水是腹心；就江西言之，则横水是腹心，而桶冈是羽翼。若不就腹心着刀，而去羽翼拔毛，是舍大取小。而且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现在横水之敌，见我尚未集合兵力，以为战期还远，又以为我必先去桶冈，而心存观望，乘敌不备，急速出击，必可得志。拔除横水之敌，挥师桶冈，则成破竹之势，桶冈之贼则为瓮中物矣。

他的指挥部设在南康，离横水只有三十里，先派遣四百余人潜入制高点，埋伏在暴动部队的据点前后。虽然已是十月中旬，但山上还在下雨。官军从山谷呐喊鼓噪推进，暴动部队出来迎战，山头的官军，举旗大喊：“我们已打下老巢！”暴动部队见到处都是官军，真以为山洞度被占领，各以为只剩下自己这一伙了。再无斗志，溃乱不成气候。或降或逃，所有的准备都没用上，糊里糊涂地失败了。

这一仗，破除五十多个巢穴，斩首级2168颗；擒斩首领56人，　俘虏了暴动队员及其家属2324人。横水首领谢志珊，也是这一带的联动司令被活捉。

王问谢：“你何以能网罗这么多同党？”

谢说：“也不容易。”

王问：“怎么不易？”

谢答：“平生见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勾致之，或纵之以酒，或帮他解救急难，等到相好后，再吐露实情，无不应矣。”

阳明感慨系之，让带走谢，就地正法。然后对跟着他的学生说：“我儒一生求朋友之益，不也是这样么？”

７．恶梦成真

徐爱，早就跟阳明说自己活不了多大岁数。阳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曾梦游衡山，梦见一个老和尚抚着他的背，对他说：“你与颜回同德。”过了一会儿，又说：“也与颜回同寿。”阳明说：梦而已，何必当真，你也太敏感了。

徐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愿能够早日退休，希望能够专门修证先生的学说，朝有所闻，夕可死矣。

他是个心中贼尽除的大善人，是王学门徒中最为明诚的第一贤人。用他同学的话说，是跟从先生最早，闻道也最早，造诣最深的内圣型的楷模。他没有什么外在的事功，但修行的道德境界却最高，跟颜回一样沉静深遂，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让他跟着阳明剿匪，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据说颜回本是有宰相大才的。不过，估计他们这种类型的人物，是恪守价值理性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艺术品”－－这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性的普遍悲剧。恰如《围城》中的赵辛眉说方鸿渐“虽然不讨厌，却毫无用处。”尽管方并不是儒生的典型，但他却是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产品。

在阳明眼里，徐爱是他的学说的活样板，最能体现他的教学效果好学生。在南京时，徐是兵部郎中，主要精力用于组织王学门徒的学习。他是个纯正的内圣型的思想家，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他曾劝阳明：“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终无所成，不是最痛心的事情么？愿先生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心学之道，以诚己身又教后人。”阳明：这也是我的志向。

当阳明接到南、赣巡抚的任命，再三辞职，在杭州、山阴泡蘑菇时，曾打算坚卧不出。徐爱却说“不好。现在，外面物议方驰，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我与二三子先支撑着，等着先生了事回来。”他也确实先辞了职，并在　上买好了房子和地，在那里等先生共同去修证绝学。阳明在打仗时，一想起他这一片芳草地，还美滋滋的呢。

现在，听到徐的噩耗，大放悲声：“今天，就是我回到阳明之麓，又有谁与我同志！二三子均已离群索居，我再说话，还有谁听？我在倡议，还有谁响应？还有谁来向我问道？我有疑惑，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呜呼，徐爱一死，我余生无乐矣。我已经无所进?